曼昆1998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中譯本1999年出版以來也一直是國內最受歡迎的經濟學教材之一。
　　
　　新古典經濟學的偏見——專訪陳平教授
　　
　　哈佛學生的“覺醒”
　　
　　王敏：最近70名哈佛學生集體退出格里高利·曼昆教授的《經濟學原理》課，并參加波士頓地區的抗議華爾街運動。美國人的憤怒從街頭燃向美國的最高學府，是否意味著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也在現實面前遭遇強烈的挑戰和危機？
　　
　　陳平：西方這次經濟大衰退，西方的領導人和金融界有主要的責任，但西方主流經濟學對大眾和決策者的誤導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開始系統否定大蕭條中誕生的凱恩斯理論，否認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和政府干預宏觀經濟的效果，以芝加哥大學的諾獎經濟學家盧卡斯所領導的微觀基礎論和理性預期論，主張市場經濟能自我調節，即使大蕭條的大規模失業也是工人的理性選擇，而政府主導的穩定政策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干預沒有任何效果。曼昆為代表的后凱恩斯派最終和芝加哥學派妥協，把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和政府作用邊緣化。曼昆的經濟學原理教科書是這一妥協的代表。
　　
　　1980年代初期起，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美國財政部的主導下，向發展中國家推行一整套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觀緊縮為特征的經濟政策，即華盛頓共識，其理論依據都可以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教科書中找到。華盛頓共識推行的結果，給拉美、東歐和東亞各國，帶來一連串的金融危機。但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拒絕反省，最后導致美國和歐洲2008年的金融危機，至今沒有復蘇的跡象。大眾對新古典經濟學體系的信仰也完全被動搖。我們過去近30年的研究，系統批評和取代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包括有效市場理論、經濟波動的噪聲驅動理論、價格的線性供求理論、預算軟約束理論、宏觀經濟的理性預期和微觀基礎理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的零交易成本理想和制度趨同理論等。以曼昆為代表的經濟學教科書的共同點是否認大蕭條的基本教訓，無視歷史的多樣性和經濟的復雜性，推行自由化與私有化政策，否認政府干預的作用，強調英美模式的普適性，無視世界上多種市場模式的競爭。曼昆事實上還不算最“右”的，他屬于后凱恩斯學派里的妥協派，認為政府干預還有點必要，最“右”的是芝加哥學派，認為政府干預經濟有害無益。
　　
　　如果比較1973年版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薩繆爾森寫的著名的經濟學教科書（簡稱薩本）和曼昆2004年版的經濟學教科書（簡稱曼本），差別是極其顯著的：第一，薩本討論的是混合經濟，曼本刪去“混合”一詞，也就不承認非私有經濟的地位。第二，曼本刪去薩本的經濟思想史和社會主義體制的比較，也就不承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第三，曼本不提大蕭條的教訓和相應的制度變遷，不提凱恩斯和其他經濟學家對市場缺陷的批評。所有這些，都是使哈佛學生憤怒和反思的原因。
　　
　　說到混合經濟，我想提醒大家這是最基本的經濟常識：西方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完全的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經濟，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和中國一樣也是混合經濟，國有、私營、非營利經濟各占一定比例，只是國情不同，比例也不同。西方政府在國防和福利的開支幾乎占GDP的一半，政府在稅收、監管和金融中的地位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諾獎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多次和我說，美國做的和說的并不一致。他們向世界推銷的那一套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理論，實質上是一種數學模型裝飾下的意識形態。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只是烏托邦。
　　
　　美元霸權不再，金融游戲破產
　　
　　王敏：那么，這次西方自身也遭遇嚴重的經濟危機，到底原因何在呢？
　　
　　陳平：現在的情況和1930年代大蕭條時一樣嚴重。從美國來看，其根源在于美元主導的世界霸權已大大衰弱，使得美國難以再像以前那樣從外部世界攫取資源，維持本國的高福利。同時，龐大的利益集團綁架了國會的決策，使得美國國內任何應付危機的結構性改革難以開展。
　　
　　從大蕭條到1970年代石油危機之前，美國維持了經濟繁榮和世界霸權，原因有二：第一，美國在軍備競賽中掌握了制高點，“槍桿子里面出信用”；第二，美國從1930到1970年代采用凱恩斯政策，維護了金融系統的穩定和美元的主導地位。美國戰后經濟的繁榮，也成為西方世界戰后恢復的引擎。這兩條是并行的，軍備競賽成為科技發展的強大動力，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軍事主導了國家的科技戰略，推動大學的高科技研究。同時，軍備實力也決定了一國的金融信用。舉個例子，如果歐元走強導致美元走弱，美國要阻止這個趨勢，不愿提高利率唱衰美國經濟，就在競爭對手附近制造局部戰爭，打擊其市場的安全感。要知道錢通常會有兩種流向：要么流向回報率高、經濟增長快的地方，要么流向安全的地方。制造競爭對手的不安全感，就會把該地區的錢吸引到美國來，美元隨之走強。搞軍備競賽需要大政府才能進行，這也就是我前面所說的，大蕭條后的美國早已不是古典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了。
　　
　　但這套游戲到1970年代就玩不下去了。西德和日本利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之機把美國擠出民用市場，石油危機使美元與黃金脫鉤，歐洲美元市場有效制衡了美聯儲的美元霸權。中東戰爭導致油價飆升，通脹使房地產抵押貸款的利率倒掛，導致了80年代末美國的儲蓄貸款危機。這一危機加速了里根總統的金融自由化浪潮。當時以為可以強化美國的金融霸權，卻不料埋下今天金融危機的種子。
　　
　　美國在大蕭條后為了維持社會穩定，想出了一個辦法：把無產者變成小資產者，這樣他們就不會起來革命了。要知道大蕭條的時候美國出動了軍隊，開槍對付工人游行。幾萬退伍軍人在首都華盛頓安營扎寨，要求國會提早支付撫恤金被國會否決，美國總統派總參謀長麥克阿瑟親自出動坦克和馬隊來驅散退伍軍人和家屬，放火焚燒他們的帳篷，才有羅斯福總統的上臺。羅斯福新政除了用政府工程來給失業工人創造就業之外，還在戰后推動房地產抵押貸款，使那些本來只能租房的人，通過分期付款變成有房者，這樣就把小資產者綁架到房地產市場了。美國工人于是成為世界上最無社會主義要求的工人，只要按時上下班，按時分期付款，別的什么都不用管，再也不關心政治。
　　
　　那么，房屋抵押貸款風險由誰來承擔呢？與中國不同，美國實行的是固定利率，而且利率水平很低，風險完全由銀行承擔。美國政府為了規避銀行風險，又規定儲蓄貸款銀行不得經營商業房地產，而且貸款利率受政府管制，禁止惡性競爭。就這樣，美國以一種幾乎是社會主義性質、但實行市場運作的方式，解決了大約一半居民的住房問題。這種做法的前提是美國可以控制全世界的金融市場，控制石油定價，控制長期的低利率。
　　
　　然而，石油危機之后通脹引發利率飆升，出現了存貸款利率“倒掛”現象，存款利率高于貸款利率，美國幾千家小銀行因此破產。當時是共和黨執政，堅決不救金融業，把銀行破產留下的房產廉價拍賣，沒人要的房產以一美元的價格送給貧困線以下的黑人扶貧，很快走出金融危機。這和2008年金融危機處理辦法完全相反。此次危機中執政的民主黨花了上萬億美元拯救那些“太大不能倒”的金融寡頭企業，卻無力挽救美國的實體經濟。其政治原因不難理解，共和黨背后的利益集團是軍火工業集團，不把金融放在眼里，主張控制金融。而民主黨背后是大工會、金融財團和好萊塢。奧巴馬接受了金融集團的捐款競選上臺，當然要回報金主來救金融集團，代價是進一步犧牲實業，使美國經濟至今毫無起色。
　　
　　無論如何，美國控制高科技、控制金融、維持福利社會，這套做法越來越難玩下去了。因為離開了實業支撐的金融，只能是隨時會破滅的泡沫。制造業才是根基，金融業、服務業必須依托于制造業。現在流行一種說法，似乎發展服務業可以拉動消費，不提制造業如何發展升級，只是一種空想。
　　
　　王敏：西方國家目前普遍存在失業率高的現象，是導致民眾普遍憤怒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之所以發生這種現象，是否與全球范圍內的制造業轉移密不可分？
　　
　　陳平：曾經一度，歐美老百姓的確憤怒中國的廉價工業產品打敗了他們的工業，擊垮了他們的福利社會，使他們過不上以前的好日子，因此攻擊中國是低人權的經濟增長、底層競賽。但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他們看明白了，中國大量產品運銷歐美，這事兒不是中國政府干的，而是跨國公司干的，錢也是被跨國資本賺走的。而跨國公司的制造業轉移又是美國軍備競賽的結果。中國得到的好處是增加了就業，1億多農民工進城，制造能力大大升級，但是出口加工利潤的大頭落在跨國公司手里。他們沒有拿去造福美國民眾，而是玩金融游戲，搞垮了美國的實體經濟。
　　
　　那么，跨國公司為什么要把制造業向東方轉移？這要追溯到1980年代里根的經濟政策。里根上臺后，提出了一個自相矛盾的經濟政策，也可以說是他的一大發明：既搞星際大戰來補貼高科技，同時又減稅來減少政府的福利開支。當時美國政府支出1/3用于軍備競賽，2/3用于福利社會。我們都知道，搞軍備競賽需要錢，錢要從稅收中來，那么里根不是擺明了騙人嗎？當時里根的競爭對手老布什也攻擊他在搞“巫術經濟學”。然而，西方民主就是如此“神奇”，誰敢許諾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誰就上臺。
　　
　　里根依據的理論是經濟學的供應學派，說是減稅比政府擴大開支更能提高效率、增加稅收。后來可以看到，里根的這些許諾從來沒有兌現過，結果是美國財政赤字直線上升。怎么辦呢？里根政府開始向全世界大規模借債來彌補赤字。借債以后，利率升高，美元堅挺，出口大大不利，迫使制造業大規模往外移，這都是里根政策的結果。同時，為了鼓勵借債，他拆除了金融監管防火墻，各種新奇的金融工具層出不窮，最終導致這次金融危機。
　　
　　實業才能支撐經濟
　　
　　王敏：您也認為是金融業失控和過度創新導致了2008年至今的金融危機？
　　
　　陳平：我認為觀察經濟發展的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由不同的階層主導。美國最初的成長階段是由發明家帶動的，例如愛迪生；然后是企業家、工程師帶動，比如福特搞的汽車流水線生產；等到市場飽和面臨強勁競爭對手，如克萊斯勒汽車1980年代走出的破產危機，就是由營銷人才亞科卡主導；然后到第四階段，大量企業失去競爭力，兼并潮起來，才會由金融家來主導。英國、美國都先后走過了這條路。其實只要看到哪個國家由金融家主導經濟，這個國家就開始走下坡路了。
　　
　　現在全世界都在憤怒，指責金融家綁架了政府。華爾街對美國經濟起了破壞作用。歷史往往是不可逆的，制造業出去了就難以回來了。現在美國一些大公司開始把研發都往外移，因為經濟越衰退，利益集團間博弈就越嚴重，交易成本越高，稅收越高，經濟成長空間越小。前段時間微軟的一個高管告訴我，一項新技術研發出來，在美國要從投資、立法到投產，平均周期需10年以上。但如果跟中國的地方政府和企業家洽談，平均22個月就行了。中國的技術不如人，但是決策能力和速度遠高于西方。全球國際分工的大改組是體制的競爭決定的，匯率和勞工成本不是主要因素。
　　
　　王敏：您認為中國對于跨國公司的吸引力，已不僅僅在于廉價勞動力，而在于一整套既有規則又充滿活力的機制保障？
　　
　　陳平：當然是這樣。這最主要還不是受西方教育的經濟學家的貢獻，而要歸功于具體執行經濟政策的地方政府和干部的創新。他們非常清醒和務實，很明白一個政策出來對誰有利對誰不利，頭腦非常清楚，沒有被華盛頓共識忽悠，所以能夠做到揚長避短。世界上只有中國既能吸收跨國公司帶來的先進技術，又不被跨國資本所控制。比如，我們引入跨國公司的一個策略是“市場換技術”，要求跨國汽車公司零部件的國產率必須逐年提高，因此中國的技術、管理人才成長得非常快，這也是中國比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更具競爭力的優勢所在。同時，政府也扶持一些大的國營以及民營企業崛起，與跨國公司競爭，迫使它們降低利潤。好多制衡跨國公司的辦法，照西方主流經濟學標準看，也許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腐敗的根源。但正是這些由基層干部和中層干部在實踐中摸索出的做法，實實在在地推動了中國經濟起飛。中國式混合經濟的健康發展，遠勝過東歐的全面私有化。中國基于學習、創新和分散試驗的新經驗，也將使經濟學超越均衡優化的古典規范，去探索非均衡演化的復雜經濟學。
　　
　　重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王敏：全球化第一階段，即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體系，是否已告終結？下一階段我們將如何開啟新的全球化和世界秩序？
　　
　　陳平：索羅斯在《開放社會》曾提出建立適用于全球市場的監管體制的設想，但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一個出以公心的世界政府。改革現存的全球治理機制也比較難，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赤裸裸地為美歐利益服務的。這些機構的改革會非常遲緩，因為國際機構的改革是實力制衡的游戲，沒有危機，西方不會輕易放棄既得利益。在現有的體系之下，中國以及其他非西方國家很難有具有分量的發言權。
　　
　　假如沒有世界政府，要維持全球化的市場還有一個可能，就是主要大國之間重新劃分勢力范圍，以適應改變了的世界格局，避免大國之間的直接沖突。二次大戰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建立在雅爾塔協定基礎上，美、蘇、英瓜分世界，實際上是美國和蘇聯瓜分世界，現在這種格局已經終結，必須重新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美國、歐洲、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幾個經濟體，假如彼此能尊重核心利益，就能維持全球穩定。表面上，還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繼續維持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交換條件是美國和歐洲承認中國的核心利益。
　　
　　我早在2008年的巴黎會議和2010年的堪培拉會議上向美國經濟學家建議，美國如果廢除美臺條約，中國可以勾銷美國一兩千億美元的債務，從而建立穩定的互信合作關系，穩定國際市場。《紐約時報》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終止美國對臺灣的軍援和軍售，在2015年以前廢除美臺防衛協議，以此交換中國豁免其持有的高達1.14萬億美元的國債，認為這是美國擺脫債務危機的唯一辦法。其思路和我以前的主張一致，只是提高了價碼。可以看出，美國內部對于國際政治新秩序也在進行一些比較務實的思考，越來越多的政治家承認中國的崛起，必須調整西方中心的冷戰格局。
　　
　　中國等新興市場力量的崛起，毫無疑問會改變世界格局，但還要取決于我們自己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絕不能被西方自由派思想俘虜。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市場化，只能重蹈東歐與蘇聯的覆轍。
　　
　　冷戰期間，美國由于打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被中國軍隊牽制力量，導致蘇聯的人造衛星和軍備競賽一度超過美國。美國軍備競賽雖然領先蘇聯，卻將國內的民用市場讓給德國和日本，于是這兩個國家經濟快速崛起。中國的崛起也得益于抓住了歷史機遇。蘇東劇變、中東戰爭和9?11等事件，使世界矛盾的焦點從東亞轉移到中東，牽制住了西方的注意力，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30年和平發展的時間。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經濟騰飛的同時，擁有獨立的國防，不依靠美國的庇護，不必聽命于美國，才使中國的經濟決策比德國、日本更為獨立自主。如果中國能夠繼續沿著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團結亞太地區，一定能走出一個全新的格局。如果我們被西方經濟學的偏見迷惑，也可能向拉美一樣成為美歐的依賴經濟。現在我們可以說正站在十字路口上。雖然有人發出悲觀的論調，以為中國什么都不如西方。我卻越來越有信心，中國會走出新的道路。因為西方模式的困境，現在還看不到擺脫的希望。克魯格曼開始談論戰爭，因為結束大蕭條的不是凱恩斯政策，而是兩次世界大戰。美國、歐洲要擺脫金融危機，改革和戰爭都面臨兩難的困境。因為老齡化限制了他們打持久戰的能力，閃電戰又不足以刺激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