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發展中國家進入工業化機遇期
　　
　　新結構經濟學
　　
　　調整過程中，應以市場為基礎，但政府要扮演積極角色
　　
　　財新：你在世行工作了三年半，任期行將結束，如何評價自己的工作?
　　
　　林毅夫：剛一來就碰到突如其來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面對這一危機自己來說還算合格。2008年6月、7月大家關心的是通貨膨脹，我當時提出，解決了通貨膨脹后 會不會出現通貨緊縮？大家不以為然。經過從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大穩健時期”（great moderation），一般認為發達國家在宏觀調控上有成熟的辦法，認為會有通縮的危險，對他們來講有點天方夜譚。后來果然出現了通貨緊縮的危機。
　　
　　危機爆發以后，我當時就提出說這可能是一個長期的危機，并非短期的危機。但當時普遍的看法是固然來勢洶洶，不過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發達國家的危機一般是三個季度，最長的是七個季度，這次也不會例外。我當初就提出警告，認為這次可能是比較長期的。現在來看這個看法是對的。
　　
　　危機爆發后，我給世行提出三點建議：第一，在危機中，世行最重要的就是保護弱勢群體，所以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針對可能受到沖擊的人群給予幫助。第二，最重要的 是解決就業問題，解決就業問題最重要的是要靠中小企業，所以應該幫助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和準入困難的問題。第三，既然是長期危機，那么反周期的政策就要超越凱恩斯主義。反周期的財政、貨幣政策，除了啟動當前的需求、增加就業外，還要用來支持從長期看能提高生產力水平的項目。當前政府債務固然會積累，只要中長期的生產力和增長率提高，中長期的政府財政也就能夠平衡。這一政策大家現在越來越接受了。
　　
　　2010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行年會期間，主要觀點就是2009年以后開始復蘇，發達國家應該退出積極財政政策。如果不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公共負債將繼續增加，會影響到私營部門投資信心，復蘇將乏力。
　　
　　我當時覺得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會事與愿違。因為失業率高，背后的原因是生產能力過剩，民營部門的投資積極性低。退出積極財政政策，經濟增長率會下滑，失業率提高，即使減少財政赤字的愿望良好，但社會支出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減少，赤字同樣增加，經濟增長率放緩，市場的信心和民營部門的投資意愿會更為惡化。我主張宏觀管理上不應該提出退出刺激，而應該提超越凱恩斯主義，這在2010年是有爭論的，2011年基本變為共識了。
　　
　　世行的主要使命是關心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消除貧困。這段時間我推動反思華盛頓共識，認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最重要的是生產力水平、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結構的不斷調整。在這個調整過程中，應以市場為基礎，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技術、產業，但在結構調整上，政府要扮演積極的角色，所以我提出了一個新結構經濟學，希望為發展中國家在促進經濟發展、消除貧困的問題上做出貢獻。
　　
　　應對下一次危機
　　
　　要居安思危。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更應該如此
　　
　　財新：從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這先后兩次危機中各國應汲取哪些教訓？
　　
　　林毅夫：第一，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總要收支平衡，長期靠借貸是沒辦法持續的。
　　
　　第二，金融、虛擬經濟服務于實體經濟，如果異化，獨立發展，它是不可持續的。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金融結構是不一樣的。發展中國家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和生產活動，通常是勞動力相對密集，所用技術相對成熟，所需生產規模和資金規模相對小，企業規模也相對較小。能給這種企業的生產活動提供金融服務的應該是地區型的銀行、地區型的金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結構應該是以地區性的中小銀行為主。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技術研發資本投入很大、生產所需要的資金也很多，就應該從大銀行和股 票市場融資。不管是在哪個發展階段，金融結構都必須服從實體經濟的需要。
　　
　　第三，要居安思危。“福兮禍之所倚”，即使現在發展很好，也要時刻提高警惕，對可能出現的危機不能掉以輕心，對任何國家和個人都應該如此，而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更應該如此。
　　
　　財新：歐洲各國政府不停拿出各種方案應對危機，但每一次都慢于市場。有人說中國的“4萬億”的計劃負面不少，但政府的動作相當塊，決定性的解決了中國的問題。那么你如何看待政治體制和危機中風險管理的關系問題？
　　
　　林毅夫：經濟問題還是用經濟方式來分析。這里面有利益不同的問題。意大利、希臘、葡萄牙的主權債大多持有在北歐國家銀行手里。如果這些國家還不了債，倒賬，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北歐國家的銀行就有大量損失，屆時為防止演變成金融危機，北歐政府必然要出手救。現在救主權債，比將來危機爆發后救銀行債成本小，問題是如果現在救的話，怎么跟老百姓解釋，把錢給希臘、葡萄牙、意大利政府還債。
　　
　　歐債風波，錢不是主要問題。財政狀況比較好的北歐洲國家政府出手來援助，或者是歐洲中央銀行印鈔來買單。總的來講，現在掏錢比未來掏錢少，而且不會有對全球經濟金融的沖擊。問題就是怎么來解釋。如果出手太早，選民不易理解，可能政府就得鞠躬下臺。
　　
　　現在應該考慮一個短期問題，一個長期問題。短期問題就是說把債務危機解決，穩定金融市場。可是如果經濟沒有恢復增長，單單解決金融問題，問題還是會再回來，
　　
　　財新：下一次經濟危機會不會出現在新興市場國家？
　　
　　林毅夫：我對新興市場國家有五點建議：第一是創造財政空間。需要對政府的財政狀況進行重新檢視，在過去三年大部分使用積極財政政策，有不少國家的財政赤字是增加的，如果說有另外一次危機沖擊的話，就還得上積極的財政政策，但錢從哪里來？現在就必須未雨綢繆。
　　
　　第二，要找到新的增長動力。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時，必須做短期能啟動需求增加就業，長期能提高生產力，增加增長率的項目。如果下一輪要再做的話，好項目不是馬上能有的，現在就應該有準備、有預案。
　　
　　第三，應該檢查金融體系，進行壓力測試，充實金融體系資本金，防止自己國內出現金融危機。
　　
　　第四，任何危機中，維持社會穩定是非常重要的。要加強社保體系，尤其是在政府財政空間有限的情況下要有效的保護弱勢群體，就要做好對象甄別。
　　
　　第五，危機應該成為改革的動力。比如說，不少發展中國家汽油補貼非常高，如果危機再來，可以從這里下手節省財政支出，同時利用石油價格走低讓其市場化。
　　
　　財新：IMF此前曾發布關于中國金融體系穩定的報告，提到從壓力測試的結果看，單個風險應該都能夠應對，但如果風險集中爆發，將會給中國金融體系造成威脅。這次歐債危機也說明這些風險集中爆發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你如何看這種潛在威脅？
　　
　　林毅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政府在這方面還是比較重視的。在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危機不管是在財政還是在外匯儲備上，中國政府的空間還是比較大，而且，這幾年中國政府的微調能力也提高了許多。
　　
　　在上一輪反周期政策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用，更多的是用貨幣政策。現在中國的生產能力的使用早已恢復到2008年之前。下一輪反周期政策，同樣貨幣政策 和財政政策都要用，但我主張更多地依賴財政政策。擴張性貨幣政策為輔，積極的財政政策為主。上一輪的反周期政策非常有效，但更多的是用貨幣政策，錢流到哪里不能夠完全掌控，有一些就會流到房地產市場。財政政策比較能知道和有效控制錢的流向。
　　
　　財新：你怎么看人民幣國際化的步驟問題？
　　
　　林毅夫：人民幣國際化是跟中國的經濟發展同步。中國的外貿和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越來越大，地位越來越高，最終人民幣當然要國際化。
　　
　　不過，我想強調，美元是儲備貨幣是因為美國的國力很強，并不是因為美元是儲備貨幣所以美國國力很強，這個邏輯不能顛倒。美國是世界最大經濟體，是世界人均收入收入最高的國家，不管是貿易還是金融，它的地位都是最高的，所以它的貨幣是儲備貨幣。
　　
　　中國未來有可能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但即使那樣仍然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我們要謹慎選擇什么是現階段國家發展所要達到的主要目標。作為一個中等收入國家，避免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然后變成高收入國家，這應該是我們一切政策的著眼點。
　　
　　人民幣要變成儲備貨幣，前提條件是必須完全能夠自由兌換，金融需要完全放開。這對一個發展中國家有利還是無利？沒有現成的理論可參考，因為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中等收入國家的貨幣變成國際儲備貨幣的先例。我并不是說完全不可能，但必須非常謹慎。
　　
　　我們目前的首要任務是讓中國繼續保持穩定快速的發展，如果將來人均收入和美國一樣了，自然水到渠成，前面的講的這些條件自然會有，人民幣也必然會是國際儲備貨幣，但不能削足適履。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度必須以適應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的需要為前提。
　　
　　工業化機遇期
　　
　　勞動力豐富國家和資源豐富國家都要不斷進行結構調整，才能解決就業問題,才能維持經濟穩定發展
　　
　　財新：各個國家都面臨就業問題，但辦法卻不多。
　　
　　林毅夫：我提新結構經濟學，也是在思考這個問題。對一個發展中國家，失業問題很容易就會變成社會問題。有沒有辦法促進經濟發展，從而解決就業問題？
　　
　　這是可能的。很多年輕人受完教育進入到勞動力市場，大量年輕人需要就業，在不少國家已經變成社會政治問題。但是反觀東亞經濟，“二戰”后也有嬰兒潮。但東亞把人口大量增加變成人口紅利，而不是人口炸彈。這就跟經濟發展模式有關。
　　
　　東亞經濟的發展一般都是按照比較優勢，多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既有競爭力，也能夠創造大量就業，大家都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資本積累會比較快，產業升級也比較快，這樣勞動力就逐漸從相對豐富變為相對短缺，勞動力的價格和人民的收入也會上漲。
　　
　　資源豐富國家，如果能將資源所創造的財富轉移用來支持基礎設施、教育，以及產業結構升級和多樣化，那么它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會比資源短缺的國家更好、更快。看，北歐都是資源密集的國家，美國也是，但他們都是有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和多樣化，所以，資源成為經濟發展的福賜而非詛咒。
　　
　　這也是為什么我要推動新結構經濟學的原因。不管是勞動力相對豐富的國家和資源相對豐富的國家，都要不斷的進行結構調整，才能夠解決就業問題，才能夠維持經濟快速穩定的發展。
　　
　　財新：中國在非洲有大量投資，但爭議也較多。你對中國在非洲國家投資促進當地發展有什么建議？
　　
　　林毅夫：我認為這是有很多誤解的地方。國外批評不少，但比較嚴肅的研究發現，中國在非洲的經濟和投資活動能夠為當地帶來利益。中國在非洲的經濟活 動，此前主要做的是礦產開發和連帶的基礎設施，都是按照市場原則的，資源是按照市場價格給的。現在資源價格這么高，是跟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有關，對資源豐 富的國家都是有利的。
　　
　　將來，會有一些勞動力比較密集的、附加值比較低的制造業往海外轉移。就像20世紀60年代日本轉移到“亞洲四小龍”，80年代“亞洲四小龍”轉移到中國大陸。這種轉移有利于轉出國產業的升級，也有利于接收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中國現在就到了這個階段。
　　
　　按照購買力平價的人均收入，中國2008年的水平相當于日本在 1960年，“亞洲四小龍”在1980年的水平，勞動力密集的產業競爭力逐漸在下降，到了需要升級換代，逐漸把勞動力比較密集、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業轉移到工資水平比較低的非洲或其他發展中國家，會給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工業發展的契機。
　　
　　2000年到2008年，世界上有29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在6.5%以上，其中11個是在非洲。我相信在未來10年到20年，全世界發展最快的國家中會 有不少非洲國家。 我們常講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有幾個機遇期，60年代、80年代，等等。
　　
　　我相信現在是發展中國家進入工業化的機遇期。1960年日本的制造業雇用970萬人，1980年“亞洲四小龍”制造業雇用的人數也就在八九百萬人。目前，中國制造業雇傭8500萬人，整個非洲制造業雇傭的工人目前就1千萬。
　　
　　隨著中國轉移出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全世界發展中國家將會迎來工業化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