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需要轉制。轉制的過程涉及原來的體系要破壞掉，形成新的體系。新的體系的形成一方面需要新的土壤，讓新的體制有機會產生，另外一方面在新的體系還沒有形成之前，不能將舊體制完全破壞掉，需要保持整個系統的相對穩定。
　　　　
　　“雖然在經濟領域從事了10年的研究工作，但我仍然覺得自己還未完全構架起自己的體系。”陳道富說。
　　
　　1999年，廈門大學本科畢業之后，陳道富北上求學，歸于著名經濟學家夏斌門下。
　　
　　科班出身的陳道富拿著在學校學習的理論套用在中國經濟身上，但經常被老師“打擊”。學校學習的理論都是歸納西方經濟的運行規律，思想是可以的，但是結論沒法套用到中國的實際中。跟著夏斌，陳道富學著把在學校學習的框框都打掉，重新建立自己的邏輯體系。
　　
　　碩士畢業之后，陳道富前往人民銀行總行研究生部攻讀博士學位，他的導師是央行行長周小川。雖然1個學期只能聽到周小川的兩三堂課，但是站在實踐最前沿的經驗為陳道富打開了更廣闊的思考空間。
　　
　　10年的研究生涯，陳道富總結道：對中國經濟的研究者來說兩點很重要，一是了解中國是怎么樣的，二是學會用西方的方法來分析中國的東西。
　　
　　在不斷否定和重建的過程中，陳道富不再從概念到概念考慮中國經濟問題，而是直接思考現實問題，去了解內在邏輯，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形成自己的框架。但這個過程很難也很漫長，只能用現實來驗證自己的框架是否正確，只能錯了就改。
　　
　　陳道富一直堅持到各地調查，因為他相信只有調查才有發言權。近日，新京報記者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狹小辦公室內采訪了陳道富，此時他剛結束調研回京。
　　
　　他認為，現在，中國經濟又到了一個關鍵的轉折期。大家都期待莫干山精神，因為那是一次創業的過程，是打破計劃經濟打破大一統的過程。在經歷了30年高速發展后，中國經濟期待著二次創業。
　　
　　經濟下行會觸發結構調整加速
　　
　　新京報：經濟數據顯示，三季度我國經濟企穩，這輪經濟調整和2008年有何不一樣？
　　
　　陳道富：2008年主要是受到外部的猛烈沖擊，這次則是國內外雙重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外部需求因為歐債危機持續反復，本以為新興市場國家會保持相對獨立對出口影響有限，但事實是出口下滑速度比大家想想得都要大。
　　
　　其次，2008年危機時中國經濟尚處于較為活躍的階段，2008年上半年還在緊縮調控，而這一輪調整我國經濟則處在下行階段。
　　
　　事實上，經過三四年的傳導，2008年危機后出臺的一系列刺激政策的積極效果在減弱，一些負面效果開始顯現。與此同時房地產的宏觀調控對投資、消費、財政收入的影響開始顯現，政策的后遺癥慢慢顯現。
　　
　　新京報：實質性的調整是指哪些？
　　
　　陳道富：目前為止中國經濟僅僅是一個流量上的調整。這具體表現為，實業投資的吸引力持續下降，企業較難找到新的投資機會，部分產能閑置。但尚未看見企業破產，也沒看見大量企業資金鏈斷裂，經濟上的去產能和金融上的去杠桿還未充分展開。
　　
　　近期經濟指標間分歧加大，雖然在政府各種政策以及市場觀望情緒中，出現一定的階段底部特征，但經濟增長的基礎相當脆弱，市場信心嚴重不足。經濟的持續下行或預期的變動，都可能進一步觸發經濟自我加速結構調整。
　　
　　打“強心針”時還需配套其他改革
　　
　　新京報：近期關于政府再出刺激政策的呼聲漸起，你認為是否有必要？這種刺激政策是否會進一步加大杠桿？
　　
　　陳道富：關鍵是中國需要什么？在當前情況下，大規模的政策刺激肯定能發揮作用，但是刺激政策的負面效果越來越大。
　　
　　首先，過度需求政策不利于增長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所需要的存量調整，反而會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惡化原有結構失衡，產生擠出、通脹等不良后果。
　　
　　其次，刺激政策也不足以真正激發社會主體的信心。刺激政策出臺，短期內老百姓和企業可能感受到經濟的改善，但是老百姓和企業對未來的預期非常有限。大家都在期待一種制度的變化，期待調整完之后經濟的新一輪起飛。
　　
　　如果是此時采取一些有效需求的激進改革，可能會發生周期性的調整，但是在沒有結構性調整的背景下，反彈也會非常微弱。
　　
　　新京報：刺激計劃就是一劑強心針？
　　
　　陳道富：簡單的打強心針的政策是不夠的，與此同時還需要配套其他的改革。
　　
　　中國經濟需要轉制。轉制的過程涉及原來的體系要破壞掉，形成新的體系。新的體系的形成一方面需要新的土壤，讓新的體系有機會產生，另外一方面在新的體系還沒有形成之前，不能將舊體系完全破壞掉，需要保持整個系統的相對穩定。
　　
　　壟斷行業改革是轉制突破口
　　
　　新京報：轉制改革已成為市場共識，你也多次提到中國經濟需要轉制，你有什么具體的建議和方案？
　　
　　陳道富：由于中國經濟起步晚，有后發優勢，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經濟一直是“集中資源辦大事”的跑馬圈地擴張模式，包括政府金融機構、財稅體制等，迅速把各個要素整合在一起做事，但是效率并不太兼顧。
　　
　　這種高投入高產出的增長模式到今天負面效果逐漸累積。比如現在超發的貨幣導致的高房價，由此帶來的房租上漲、商務成本和生活成本逐步上漲。如果按照這樣的軌跡繼續發展的話，難度會越來越大，成本也越來越高。
　　
　　未來的增長機會在哪？需要更加精細化、提高效率、提高產業的集中度來加大分工、降低成本。提高勞動力的技能和工資、提升流程和管理、把不擅長的工種分配出去，分工合作之間的協調越來越多。中國經濟需要進入成本節約、效率提升、分工深化的精細化發展新階段。
　　
　　結構調整的背后是發展機制的轉變。轉型往往伴隨著動蕩，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有“破”才能有“立”，有“立”才能真正“破”。
　　
　　新京報：怎么“破”，又如何“立”？
　　
　　陳道富：很多，這些改革千絲萬縷，壟斷行業的改革可能是破局的突破口。
　　
　　對中國現在來說首先要做三件事。
　　
　　一是，重新樹立社會的信任度，特別是政府的公信力。縱觀世界各國，政府的支出在整個國民支出的占比越來越大，但是政府支出的效率取決于公眾的信任度。建立一個相互信任的體系，交易成本就降下來了。
　　
　　二是，中國經濟要經過充分的調整，只要有過兩三年的調整，中國可能是最有潛力的經濟體。美國還能更好嗎？很難了。而中國依然可以通過變革創造無限潛力。 三是，通過某一件事統一實現這兩個目標。
　　
　　而打破行業壟斷是可行的，打破壟斷，特別是部分行政壟斷，真正放開民間資本的不公平準入約束，正是啟動市場化改革的突破口。讓大家覺得正在沿正確的方向做事，更好的凝聚人心，以推動市場化的過程。
　　
　　但并不是最根本的，最終的依然是制度的轉變。
　　
　　新京報：打破壟斷就意味著破壞很多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分配。
　　
　　陳道富：一開始還做不到打破所有的壟斷部門，而且很多壟斷行業確實是自然壟斷，比如資源型的、通訊、電網。
　　
　　但可以從局部破壞，選取其中的一個領域，比如三網融合，比如鐵路交通領域，抓住一個部門引入競爭因素，充分發揮市場作用。
　　
　　從哪里破壞、怎么破壞，這需要政府來設計和思考。破壞后新的體系成長后，就會產生新舊體制的不協調，這就需要政府引導。
　　
　　政府應該發揮恰當的作用，其實大家都希望政府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并不希望政府替代市場，特別是做既不該市場做也不該政府做的事，比如設租、尋租的事。
　　
　　我國具備快速、穩健復蘇條件
　　
　　新京報：改革必然有陣痛，由此可能引發經濟下行，為了追求短期的目標很可能改革就進行不下去。
　　
　　陳道富：調整過程中，社會對經濟的容忍度確實會出現下降，因此需要一個緩沖機制，讓人們相信不會出現加速性的調整，而中國具備這個條件。
　　
　　國際上其他國家由于掌握資源不多，在面臨這種情況時都用了貨幣的方法，最后導致對內惡性通脹，對外貨幣貶值，債務上升，比如拉美。
　　
　　中國除了有貨幣外，還有高儲蓄，一方面可以轉換為投資，另一方面還有外匯儲備和中國的國有資本，這兩個是實實在在的資源。
　　
　　具體做法上，一方面可以通過減持國有資本等方式，構建有效的公共服務體系和社會保障，這是短時間內不引發較高通[微博]脹、提高社會結構承受經濟下滑能力的方法之一。另一方面，通過外匯儲備的運用，鼓勵企業走出去，支持國際新興市場國家加速工業化進程，客觀上增加對我國的需求，主動構建適合我國需要的全球經濟發展格局，平緩我國去產能和去杠桿的速度。
　　
　　新京報：中國未來20年還能保持8%的GPD增速嗎？
　　
　　陳道富：中國經濟有樂觀的因素：一是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原來結構性力量還在，全球化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都還有動力。
　　
　　二是中國的收入水平還可以激發消費市場，具備形成消費社會，特別是服務消費社會的初步條件。
　　
　　三是與世界一起處于新周期啟動前的孕育期。未來3-5年，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可能在7%-8%左右。
　　
　　悲觀的方面，多年的高速發展后，中國的社會結構適應了粗放式的發展模式，對經濟低速增長的容忍度不高，特別是隨著收入分配的惡化和社會矛盾的積累，整個社會對經濟下行的承受能力下降。
　　
　　另一方面，中國的潛力都需要通過一些機制的轉化激發出來，靠原來的機制方法無法實現。
　　
　　只有經歷過充分的去產能化和去杠桿化調整，我國具備條件在世界中最先、最穩健復蘇。但如果始終通過短期的需求政策，拒絕去產能化和去杠桿化的調整，經濟的脆弱性將增加，經濟滑向滯漲的可能性加大。
　　
　　社會、政府和市場需統一看待
　　
　　新京報：不少學者都提出，政府角色的轉變是改革的關鍵點，你怎么看改革中的政府作用？
　　
　　陳道富：未來需要將社會、政府和市場三者統一起來看，不能割裂地看問題了。
　　
　　我認同市場化，市場化是大方向，讓市場發揮基礎性的作用，但同時要培育政府和社會的作用，因為市場解決不了所有問題。
　　
　　追求經濟效率的市場引發了不安定的社會，需要社會政策適應并彌補。社會需要為這種經濟運行提供一個心靈的港灣。比如社保制度、比如醫療制度。
　　
　　未來市場仍將是資源配置和社會運行的主體。但這種市場既需要政府為市場提供規則保護，又需要政府為市場失敗者、弱勢群體提供必要保護，轉型期還需要政府為轉型提供推力和動力。當前，我國“大婆婆、小政府”：政府管制、尋租、設租多，但合理規制、公共服務少。
　　
　　此外，還需要充分發揮市場內在壓力和動力、現有政府集中資源的能力，正確發揮政府職能，順應并引導經濟、社會轉型，并在此過程中完成政府職能轉變，提高執政效率是重中之重。這是“為別人做嫁衣”、“功成身退”的過程，既需要勇氣和魄力，需要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更需要駕馭轉型大局的能力。
　　
　　同題問答
　　
　　“改革要使階層上下流動”
　　
　　新京報：對于中國的諸多經濟學人，你最為尊敬的是哪一位？
　　
　　陳道富：不同階段有不同的想法。在學生時代認同對西方經濟學有見地的學者。到實際工作后，是要解決問題的，誰能把這個問題看透徹，誰能真正解決問題，就敬佩誰。現在越來越認同直接面對問題，有內在邏輯的學者。
　　
　　新京報：2012年的經濟運行到現在，當前的狀況，是否有讓你很意外的地方？為什么？
　　
　　陳道富：出口市場的低迷。預計到今年出口會比較差，但下滑的速度比想象中快。
　　
　　新京報：近期在市場層面，你認為哪一項改革最值得期待？
　　
　　陳道富：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不應該只是簡單的二次分配改革，要結合整個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解決收入分配的一個突破口就是創業，增加財產性收入。你有創業的能力，我給你足夠的空間和支持配套措施，使得階層能上下流動，收入分配才能在這個循環過程中得到優化。
　　
　　不少劫富濟貧的改革方法表面效果很快，但負面效果也很大。大家有意見都不是你富有，而是你怎么富有。如果大家機會平等，你能力比我強你比我多賺10倍我也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