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撫養比的上升就是年輕人拉家帶口，“上有老，下有小”。相比之下，此時綜合消費力較高的群體并非已婚家庭，而是“剩男剩女”，這就必然強化社會生育偏好的下降，導致未來的勞動力供給不足。
　　
　　最近，系統研究“人口紅利”的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用人口撫養比指標對今日中國和當年日本進行了比較研究，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他把日本經濟分成了三個20年：1950~1970年，人口撫養比下降，年平均經濟增長9.2%；1970~1990年，人口撫養比盤整，年平均經濟增長3.8%；1990年之后的20年，人口撫養比上升，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日本進入老齡社會，年平均經濟增長僅0.85%。從這個角度看中國，2010~2020年間勞動力人口將減少近2900多萬人，相當于進入日本的第二個20年！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不久前在答記者問時特別強調了2012年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絕對量減少345萬人。蔡昉解釋說，伴隨著人口撫養比上升和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預計“十二五”期間經濟增長降至7.19%，“十三五”期間再降至6.08%！在我看來，若沒有創新的推動，參照日本經濟增長的歷史紀錄，中國的經濟減速可能會超預期，因為人口撫養比上升不僅降低消費力，而且弱化創新力。
　　
　　通俗地說，人口撫養比的上升就是年輕人拉家帶口，“上有老，下有小”。相比之下，此時綜合消費力較高的群體并非已婚家庭，而是“剩男剩女”，這就必然強化社會生育偏好的下降，導致未來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勞動力不足的負效應可通過創新來提高生產率的方法來抵消，但創新必須承擔風險，而一個人的家庭負擔越重，其承擔風險的能力和意愿就越弱。一個國家的老齡人口比例越高，該國投資和創業的沖動就越弱。在這里我們看到兩種偏好：其一是生育偏好，其二是風險偏好。若兩種偏好同時下降，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與創新活動就必然下降。此時，若城市化還沒有完成，人均GDP仍低于一萬美元，絕大多數家庭沒有財產性收入，社會就將進入令人擔憂的“未富先老”，并使貧富懸殊的鴻溝不斷加深。在這種社會狀態下，一些實質性的改革就有可能會影響社會的穩定，尤其是社會的收入分配制度，一些微小的變更也容易激化社會矛盾。
　　
　　城市化驅動消費升級的內在經濟機制主要有兩個層次，其一是女權的覺醒會激發社會的消費欲望，其二是財富的貨幣化可創造社會的虛擬財富。前者是欲望升級驅動創新，后者是財富增長驅動消費，這就是城市化的經濟意義。2011年底，中國的城市化率達到51.27%，首次超過全球城市化率的平均水平。一國經濟的城市化率在超過50%時，該國的城市化進入“最后的瘋狂”：或者一鼓作氣完成經濟轉型，或者功虧一簣再度陷入停滯。此時國家人口政策的逐步完善可能具有關鍵性的意義，因為國家的人口政策會改變一國的生育偏好和未來的勞動力供給，以實現人口中長期發展戰略目標。
　　
　　從這個意義上說，就可以統籌考慮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相關因素，進一步調整和完善相關政策。此外，國家人口政策的重心也可更多轉向立法執法，建立和完善嬰幼兒的社會救助體系，建立和健全失業者的就業培訓制度。與此同時，生育補貼、社會救助和職業教育又會形成一個產業鏈，在未來15年內提高國家的綜合消費力，促進城市化進程中的消費升級。15年之后，新生代勞動年齡人口將改變社會的人口撫養比，提高社會的經濟創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