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讀過最有價值的新書是林毅夫《繁榮的求索》
　　
　　對于諸多懷疑和鄙夷，最終的事實可以證明一切
　　
　　我今年讀過的最有價值的一本新書是林毅夫的《繁榮的求索》。向來不會夸大其詞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阿克洛夫將之稱為“杰作”。我亦有同感。
　　
　　當今經濟學界有兩個各持己見的學派。一個是結構主義學派，強調發展道路上的障礙，認為有必要通過政府干預來克服這些障礙。另一個是新古典學派，看重市場力量，詬病工業計劃。從基本上講，林毅夫主張走這兩個學派之間的一條中間道路。他還給他這個混合了兩派思想的中間路線起了個名字叫“新結構主義”，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路線與前一學派有更深的淵源。（這個名字有點容易引起誤解，但我可以想見，若是用“新新古典主義”著實有些拗口。）
　　
　　在舊結構主義的旗幟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1960和1970年代犯了大量的錯誤。當時盛行的做法是進口替代：發展資本密集型行業，在關稅壁壘的保護下自產自銷。許多地區快速進入了工業化，有時還相當上規模。從這個角度看，那種做法還是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數十年的時間里，蘇聯不僅被視為一個偉大的成功典范，其發展模式也被許多國家所采納。當時在印度、非洲和拉美，計劃經濟大行其道。
　　
　　采取進口替代政策的國家最終無一例外地撞上了南墻。導致這一結果的問題之一是技術的落后。孤立于國際市場之外，延緩了行業知識的積累，因而導致生產力發展陷入停滯。另一個問題是財政壓力。扶持行業龍頭需要巨量的補貼，而政府沒有那么多的財政收入。政府于是不得不以其他形式進行扶持——提高匯率（由此降低投入成本）、控制價格、金融壓制（強迫儲蓄）以及行政指導。這些導致現實扭曲的做法抹殺了市場信號，不僅使重點行業，而且使所有其他經濟部門都迷失了方向。
　　
　　后來，人們終于意識到進口替代政策是個巨大的敗筆。再后來，尤其是1980年代初的拉美債務危機后，新古典派的共識及其“結構調整”公式逐漸開始占據了主導地位。將政府干預降至最低水平、緊縮公共開支、放開匯率、放開金融貿易、讓市場力量得到充分發揮等一時成了主流觀念。然而這一切也沒有奏效——至少不像最狂熱的新古典主義倡導者們所預言的那么奏效。很多國家的經濟增長一直停留在較低水平，金融危機也仍然在不斷發生。非洲的加納曾經是奉行進口替代政策的先鋒。很多像加納一樣的非洲國家都突然間改弦易轍，開始實行市場經濟發展戰略。它們的確實現了增長，但是增速依然極慢。林毅夫說，加納“未能實現想象中激進自由市場革命應能帶來的那種結構轉型。”
　　
　　當然，中國所取得的成功正是結構轉型。林毅夫承認中國在其他方面尚不盡善，還需進行進一步的政策改革。但是中國過去幾十年取得的成就是無可爭議的，這種成就也絕不是蘇聯式的工業化海市蜃樓。當年蘇聯工廠生產出的產品只能銷往受其控制的市場，如果能夠選擇，沒人會買蘇聯制造的汽車或電視機。中國那些外向型制造商則具有世界級的水平。我現在寫這篇文章時所用的品質上佳的蘋果筆記本電腦就是在中國生產的。
　　
　　林毅夫說，快速增長無法通過任由市場發揮其魔力而自動實現。政府必須首先鑒別出哪些行業的國際化程度較高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有良好表現——要參照的不是那些最發達的經濟體（跨越度太大），而是那些收入差不多是自己兩倍的國家。如果鑒別出的這些行業已經開始在本國起步，便要幫助它們進行技術升級，如果尚未起步，那就引入海外投資者。若是基礎設施落后，難以開展業務，那么可以設立經濟特區使這些問題在那里能夠得到解決。要意識到試點企業承擔了較大的風險，因此要通過臨時稅賦減免、聯合融資或是優先獲取外匯等措施對其加以補償。不要指望一下子關停所有沒有存活能力的企業，這種事必須一步一步地來。
　　
　　不錯，這些便是“行業政策”和“擇優發展”等那些受到你們這些親市場派鄙夷的觀念。但我要說，對于諸多的懷疑和鄙夷，最終的事實可以證明一切。　　撰文/Clive Crook（彭博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