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習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主旨演講中，對中國經濟新常態進行了全面闡述和解讀。他指出，中國能否抓住新的機遇，應對新常態下的各種挑戰和風險，關鍵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這是繼今年5月，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出“新常態”概念之后，時隔半年，高層對新常態的全面解讀，對于各界正確理解和把握新常態的內涵，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的機遇、挑戰及如何在戰略上應對，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應該指出，新一屆領導層以“新常態”定義當下的中國經濟，并按照“新常態”在戰略上審慎選擇中國的宏觀政策，絕非簡單制造新的政策詞匯，而是對改革開放30多年后中國經濟進入新的階段之后的戰略性思考和抉擇。近年來，特別是2010年中國經濟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之后，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積累的矛盾和風險逐步凸顯，中國經濟明顯出現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但是，對中國經濟的下滑、風險的凸顯以及紅利的轉換究竟受外部因素影響，還是意味著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新的和過去不同的階段，各界爭論和分歧很大。這種分歧不僅僅是理論的分野，更重要的，其蘊含的宏觀政策的導向完全不同。習近平站在最高決策者的角度，以“新常態”描述中國經濟的特征，并將之上升到中國宏觀戰略高度，在解決紛爭的同時，對中國經濟“下一個十年”的政策大方向做出了戰略性選擇。
　　
　　習近平選擇在APEC會議國際場合，全面闡述新常態，對新常態進行定調，一方面有利于“定分止爭”，消除各種分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國際社會全面了解中國未來宏觀政策。
　　
　　首先，習近平闡述了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三個不同于過去30年的特征：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這三個特征是一個具有內在統一邏輯的體系。中國經濟在經歷30多年的快速增長之后，無論是經濟基本面，還是經濟發展基本模式、產業業態以及經濟增長動力已經今非昔比。中國經濟基本面不僅發生了量的巨變，更是發生了質的飛躍，用過去的眼光看待中國經濟、用過去的思維思考中國經濟既不準確，也不現實。以經濟速度而言，中國經濟在經歷30多年的快速增長之后，已經正式告別高速增長進入到“常態增長”階段，經濟增速將在8%以下、7%以上運行。以中國經濟前三季度7.4%的速度而言，由于很多人不能準確把握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減速的趨勢，就想當然地認為7.4%的增長是一個很差的速度，認為應該通過政策刺激，讓經濟增速再回到8%以上的高速軌道上去。這種高速依賴癥，恰恰是因為沒有意識到中國經濟的這種巨變所致。正如習近平在演講中精辟指出的：“2013年一年中國經濟的增量就相當于1994年全年經濟總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長，無論是速度還是體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其次，習近平闡述了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的新機遇，這是理解中國經濟新常態的關鍵。在很多人看來，既然中國經濟要減速，將要面臨更多的是挑戰而非機遇。事實上，5月份習近平首次提出新常態的時候，首先明確的是“中國仍然處在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新常態只是意味著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只是意味著速度要下一個臺階，而不是意味著中國發展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
　　
　　事實上，如果中國經濟順利完成增長驅動力的轉換，增速雖然下滑，但經濟增長的質量、經濟總體的含金量都會高于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期。
　　
　　第三，明確提出深化改革是化解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的新問題、新矛盾的關鍵，這點可謂切中肯綮。應該承認，從過去的高速增長到今天的新常態，中國經濟本身已經換上了“另一個軌道”，乘客會出現“暈車”等各種“不適應”這很正常。如何認識這種風險，如何轉換思維，適應新常態，保持平常心，的確非常關鍵。比如，面對中國經濟的下滑，很多人習慣了過去一下滑就刺激的慣性思維。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絕非增速下滑，而是不適應這種下滑，不允許下滑。這種風險起碼有四：一是刺激依賴癥；二是不改革的風險，盡管三中全會確立了宏大的改革計劃，但民間對中國未來的信心是否因此而恢復，取決于改革的執行力，目前投資不力，民營企業家仍然徘徊猶豫，關鍵還是沒有看到改革強有力的推進，這是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三是過去刺激政策導致的產能過剩和企業債務；四是房地產全面調整帶來的風險。面對這些風險，是繼續人為刺激帶來好看的數據，還是痛下決心，通過改革和創新帶領中國經濟走過激流險灘，這是攸關中國經濟前途和命運的選擇。習近平在演講中再一次強調了“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敢于向積存多年的頑疾開刀”，通過改革和創新戰勝風險的決心。習近平肯定了深化改革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關鍵作用，肯定了市場和企業家的重要價值，肯定了創新對于中國經濟轉型的重大意義。指出：“如果說創新是中國發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點火器。”這種表態，對于那些一看中國經濟下滑就呼吁刺激的人而言，無疑具有警示意義。筆者認為，從中長期周期而言，中國經濟不會出現海外投行期待的“崩盤”，但中國經濟的一系列系統風險卻隨時可能爆發。而這些風險，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過去一再延誤改革時機、一再采用不當的刺激政策所致。解決這些風險，不是以毒攻毒，再次采用刺激政策，而是痛下決心放棄刺激，重回改革正途。
　　
　　筆者一直堅持認為，新常態下的中國仍然處在極為珍貴的戰略機遇期。下一個30年，仍然屬于中國黃金發展的30年，中國的增長方式將更加合理，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將大幅提升，經濟發展帶來的幸福感將更加包容，中國經濟對全球的影響將更為深刻和全面。但這種機遇能否兌現，取決于我們能否深刻認識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對經濟減速保持寬容，對調整中的風險不再回避和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