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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全球經濟，現在人們有種回到未來的感覺。唯一的問題是，回到什么樣的未來？考慮到上周的一系列事件，顯而易見的答案是，回到上世紀70年代。當今世界在很多方面都類似于那個年代匯率動蕩、通脹上升、失業加劇以及政治不穩定的特點。
　　
　　上周末，20國集團(G20)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們試圖平息人們對新貨幣戰爭的擔憂。自日本上個月選出新政府以來，這種擔憂就一直讓市場飽受驚嚇。英國央行不久前成為最新一家放松抗通脹目標的央行，正式放棄其長期堅持的在兩年內將通脹水平恢復到2%的目標。與此同時，歐洲本地生產總值去年第四季度收縮幅度超過預期，給衰退何時終結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
　　
　　但同時我們也不需要很大的想象力就能看到一個截然不同的時代的影子：跟2000年代初一樣，當前市場的主導態勢是對收益的極度搜求，這種情況正在助長全球市場的潛在資產泡沫。21世紀初，美聯儲在互聯網泡沫破裂后放松了貨幣政策，而現在各國央行也一直在向市場中注入廉價資金，試圖將全球經濟拉出當前的萎靡狀態。跟上個十年一樣，有跡象顯示在消費者價格通脹保持低水平之際，所有這些流動性正導致資產價格上漲。而資產泡沫擔憂以多種形式呈現，包括瑞士、加拿大和倫敦的房地產，新興市場股票以及歐洲公司信用市場。
　　
　　與此同時，一些人認為巴菲特(Warren Buffett)提出以280億美元收購亨氏(Heinz)的交易可能標志著新一波巨額杠桿收購熱潮的開始。按照這個分析，下一輪金融危機的種子可能在當前這輪危機結束之前就種下了。
　　
　　那么，當今時世與哪個年代相似？事實是，上世紀70年代式的貨幣戰爭的說法似乎有些言之過早。沒錯，旨在平息焦慮情緒的G20聲明十分空洞，沒有說服力；聲明承認，金融流動的過度波動和匯率的無序波動對于經濟和金融穩定存在負面影響，并要求各國政府“制止競爭性貶值”。
　　
　　這仍然為進一步的貨幣貶值留下了很大的空間，只要貶值剛好是出于國內原因而推行的國內貨幣政策的意外產物，而不是出于競爭性目的設定匯率的舉措。
　　
　　事實上，全球貨幣之爭充滿了謊言。美國是第一個被指發動貨幣戰爭的國家，2011年巴西反對美聯儲的第二輪定量寬松政策，該政策被普遍認為是赤裸裸地壓低美元之舉。
　　
　　新上臺的日本政府現在可能聲稱，其承諾的大規模貨幣和財政刺激政策只是為了提振國內經濟，但它也從不諱言希望日圓貶值。同樣，英國央行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也曾公開表示，英鎊需要進一步貶值來實現經濟的再平衡──雖然他同時警告說，其他國家有可能引發競爭性貶值。英鎊自全球金融危機開始以來已經貶值了20%。
　　
　　事實上，可以說金是創造了同一個意思的不同說法：我做的事情是再平衡經濟，你是在進行競爭性貶值，而他則發動了貨幣戰爭。
　　
　　即便如此，人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現階段貨幣戰爭的討論目前也只是討論而已。首先，人們難以證明任何發達的經濟體到目前為止通過匯率獲得了重大競爭優勢。即使日本今年貶值了20%之后，日圓的匯率仍然在長期交易范圍之內，過去幾年，由于日圓吸引了針對歐元危機的避險資金，日圓的幣值一直被嚴重高估。同樣，歐元最近的升值對經濟增長幾乎沒有好處，已經引發了歐洲一些國家的恐慌，但是歐元兌美元匯率仍然保持在長期的范圍內。
　　
　　英國是個例外，盡管英鎊相對于任何一種主要貨幣都大幅貶值，英國居然沒有受到國際上的譴責，或許是因為看起來英國并沒有從中獲得好處。
　　
　　此外，現如今，貨幣戰爭中很難有贏家。只要全球消費者價格通脹水平較低、產能過剩的預期較高，并且央行愿意對短期的通脹飆升視而不見，每個國家都能夠擁有貨幣戰爭的主要武器──超級寬松的國內貨幣政策。的確，日圓之前的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央行不愿意像美聯儲、英國央行或歐洲央行一樣擴大資產負債表。與此同時，全球對競爭性貶值的限制似乎是不對稱的，那些為防止貨幣升值而干預匯率的國家，比如瑞士，總是能夠逃脫指責。高盛說，事實上的全球匯率僵局代表了一種非正式的全球匯率機制。
　　
　　但是，如果避免貨幣戰爭的代價是更寬松的貨幣政策，又會出現另一種風險。決策者如何應對可能出現的新資產價格泡沫至關重要，因為這將決定這個10年的剩下幾年的走向，是成為又一個上世紀70年代或是本世紀頭10年，還是一段更為良性的時期。
　　
　　在這一方面，上周，瑞士央行(Swiss National Bank)決定對瑞士各銀行的國內抵押貸款市場敞口施加新的資本要求，這也許是一個有趣的最新進展。瑞士央行的決定是世界各國央行對后危機時代的一個新的大概念的最初嘗試之一，這個概念就是宏觀金融監管。宏觀金融監管能否成功地為過熱的市場降溫仍然需要拭目以待。
　　
　　目前也不清楚其他的央行是否準備好了使用這些新的權力。畢竟，央行到目前為止基本上對資產價格的上升表示歡迎，認為這是投資者恢復信心的跡象，并認為較低的收益率為投資創造了動力。
　　
　　在缺乏國內政治支持的情況下，只有大膽的決策者才會堅持認為上升的資產價格可能會帶來新的由債務引發的資本配置失衡，并提出撤銷刺激計劃。但也許決策者現在已經下定了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