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個行業比較優勢的持續發展，取決于現有的優勢產品與生產更復雜的、具有更高技術水平的產品的鄰近程度。一個國家比較優勢的持續發展，取決于將積累的生產能力從一個產品向另一個產品再配置的靈活性。 
 
    一個行業比較優勢的持續發展，取決于現有的優勢產品與生產更復雜的、具有更高技術水平的產品的鄰近程度。一個國家比較優勢的持續發展，取決于將積累的生產能力從一個產品向另一個產品再配置的靈活性。這一方面要求政府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讓企業家自我發現和接近新技術、新產品，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制定前瞻性的產業政策，鼓勵和扶持企業對新產品、新技術的投資，鼓勵和支持高新技術的擴散和應用。

　　紡織品出口退稅率的最新調整，在多數企業界人士眼中，是政府靈活應對國內外環境變化的有效之舉。受出口退稅率上調的預期影響，此前一些紡織企業的出口合同已盡量壓后。預計今年下半年，紡織品服裝出口有望扭轉下滑勢頭。

　　政策的出臺對紡織品出口會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不會從根本上扭轉出口增速下降這一趨勢，因為紡織工業生產的高成本時代已經到來，通過技術進步不斷降低生產成本，通過優化產品結構來順應市場需求和追求高附加值，才是企業長期的生存戰略，這也是大多數企業家的共識。

　　一種產業升級的思考“中國制造”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但是戰略發展方向卻異常明確，那就是加快實現產業升級，促進出口產品結構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然而從今年的情況來看，這種轉變并不容易實現，我們還需要突破許多發展瓶頸，而這需要一個過程。中國紡織工業正處在發展的十字路口，我們更加需要一些理性的思考：為什么中國紡織工業會形成這樣的出口及經濟結構？我們當初的戰略選擇是否正確？在這條道路上30年的發展和積累，是讓我們積重難返，還是為今后的轉型準備了條件？

　　在改革開放初期，高度強化的二元結構使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著“工業結構高級化和農業勞動力轉移爭奪資金”的矛盾。面對困局，中國有幾種選擇：一是優先發展農業、輕工業，補上農村勞動力轉移這一課，但這種選擇由于國內市場容量有限、消費水平低下、經濟建設還處于高積累階段而無法實施。二是走拉美國家借取外債的道路，但中國是大國，按人口規模和人均外債水平計算，外債總額要達到1萬億美元，出口規模和還債能力無法平衡。三是發展機電產品出口，通過國際交換為重工業的發展積累資金，但機電產品基本屬于發達國家的圈內貿易，落后國家難以涉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第四條道路，即以勞動密集型產品切入“國際經濟大循環”，為工業發展快速積累資金的同時，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問題，就成為既符合國情、又兼具國際視野的新思路。于是，中國紡織工業成為發展外向型經濟、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先鋒產業。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的比較優勢理論，對中國放棄趕超戰略，低下頭來以“世界工廠”的角色融入國際分工作了系統的闡述。比較優勢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是一種循序漸進的過程，它們在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能充分發揮當時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而不是脫離比較優勢進行趕超。隨著經濟發展、資本積累和人均資本擁有量的提高，資源稟賦的結構也得到了提升，產業的主導產品會從勞動密集型逐漸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轉變。

　　一項經濟研究的結論美國哈佛大學的兩位教授Hausmann（赫斯曼）和Rodrik（羅德里克）最近在美國《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項研究成果。他們發現，一個國家出口的產品類型決定了其后續的經濟增長能力。該項研究還發現，貧窮國家與富裕國家在出口產品結構上最大的不同，在于貧窮國家與出口產品相關或鄰近的產品太少，缺乏產品或產業升級的路徑。

　　該項研究將一個產品比喻成一棵樹，把出口的所有產品看作是一片森林，把生產這些產品的企業看作是生活在這些不同的樹上的一群猴子，而經濟增長或者產業升級的過程，則好比一群猴子從一個相對貧瘠、果實較少的森林跳到一個相對富庶、果實較多的森林。

　　傳統的增長理論認為，新的樹林總是存在，并且總是可以到達。但是實際上，猴子們只能跳躍有限的距離，不可能在不同的森林里自由地移動，其活動范圍只能是鄰近的地點。專家們認為，對于一個國家來說，重要的不是看其出口額的多少，而是看出口的是什么樣的產品，以及這個國家在生產這些產品的同時是否可以產生用來生產鄰近產品的能力。舉例來說，一個具有蘋果出口能力的地區，很大程度上也具有出口梨的條件，因為適合蘋果和梨生產的土壤條件、氣候條件、包裝技術、貯藏技術、運輸設備等基本一致。而從事蘋果出口工作所必需的農業專家、外貿專家，以及相應的檢驗技術、法律法規等，同樣適合于梨的出口貿易。然而，如果從蘋果出口轉移到家用電器出口，那么，已經開發出來的用于蘋果貿易的大部分能力就會變得毫無用武之地。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產業升級是許多再發現的綜合過程，這就意味著為了生產不同產品，企業家必須要把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制度資本進行重新配置。對于一個企業來說，在轉向生產效率較高的新產品的時候，也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或者說，要經歷一個有成本支出的發現過程。立足企業或行業既有的產品空間結構，來探索和發現新產品可能達到的方向及距離，對于企業或行業的發展非常重要。

　　一幅經濟地圖的啟示Hausmann和Rodrik將世界各國出口的各個行業的產品，按照產品的鄰近性及相關性排列成一個產品空間圖。發達國家處于這幅經濟地圖的中間位置，它們的出口產品以機械、金屬加工、化學制品為基礎，相互之間有鄰近性的產品種類繁多，產品空間非常密集。除了技術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品外，發達國家也參與一些紡織、農業、林業類產品的出口，但是這種基于傳統工業的產品，都帶有較高的技術含量及明顯的創新性。東亞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種類是紡織、服裝及家用電器等，他們處在發達國家的外圍，產品空間有一定的密集度；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則處在更外圍一點的位置，他們的產品主要涉及采礦、農業等資源型的出口產品；處在最外圍的是不發達的非洲地區，他們出口的產品類型非常少，產品空間的密度低、關聯度差。在相應的產品空間里，每個地區都有明顯的專業化模式，但是專業化模式并不能解決產業結構的轉型和產品結構的擴散問題。因此專家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產業結構的轉型和產品結構的擴散過程，完全取決于與相鄰產品的空間密度和距離。密度過稀、距離過大，產品的轉型就難以發生，即使產業結構發生調整和提升，也沒有后繼的持續能力。這樣就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么處于同樣的發展水平，出口類似產品的發展中國家也會因為接近生產率更高的產品的機會和程度不同，在后續的發展中呈現出不同的發展狀態。

　　研究還表明，一個國家的出口產品收入水平與該國人均GDP呈正相關，一個國家初始的出口產品的生產率水平將影響后續的經濟增長。這樣，我們就很容易解釋中國的外貿出口在產品空間上，為什么呈現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乃至技術密集型產品同時大規模并存的現象。雖然我國絕大多數的紡織服裝產品屬于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產品，雖然國內絕大多數的紡織企業僅僅通過制造業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并且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但是通過30年的改革和將近10年的高速發展，國內不少紡織企業已經接通了生產效率更高、技術更為復雜的產品的路徑，出現了生產要素向復雜產品及資金密集技術、密集產業轉移的趨勢。

　　受政策導向的影響，行業內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已經將發展的注意力和相關的生產要素，從原來的中低檔產品轉向了技術含量更高、生產效率更高的產品。此次國家調整出口退稅政策，從短時間來看，有利于紡織企業減緩生產成本快速上升帶來的壓力，從長遠看，是為有一定創新能力的企業贏得了時間和空間。歸根結底，只有科技創新和產品升級才是紡織行業恢復景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