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瞭望》新聞周刊在浙江、上海、江蘇調查時發現，原本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才會出現的“用工荒”，卻成為經濟復蘇階段長三角制造業的“困擾性因素”。“招不到人”的情況已較為普遍，其中一線技術工、操作工的短缺尤為突出。企業、勞動部門等各方人士判斷，此類“用工荒”在2010年春節前恐難明顯緩解。
值得關注的是，長三角地區“用工荒”的背后正凸顯出勞動關系“三個矛盾”：產業升級與勞動力素質不相適應，企業習慣性的“困境裁員”與勞動力日益強烈的“穩定”訴求難以契合，徘徊不前的工資待遇與高企的生活成本無法匹配。
“結構性”用工荒疊加“懲罰性”用工荒
這次“用工荒”的結構性特點十分突出：在制造業尤其是傳統制造業企業中相對較多，而在較高端的服務業中則較少，一線技術工人相對緊缺，而辦公室人員、研發人員等則較為豐富。
上海市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處長趙建德表示，目前長三角地區電子機械、紡織、制鞋、箱包等傳統制造領域，勞動力的供求矛盾顯得很突出。昌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丁越南具體分析說，由于上半年訂單大量萎縮，各企業的工人人數銳減，現在訂單回暖，各企業競相爭取工人，因此形成缺工的現象。
蘇州工業園區人力資源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亢越認為，目前的企業用工荒的出現與去年底形勢嚴峻時的裁員有關，“原有的勞務輸出地，近年來在經濟發展下就業機會增多，不少去年底流失的工人已在當地就業，不愿再回到蘇州。”這樣看來，近期部分制造業面臨的用工荒帶有裁員后的“懲罰性”。
浙江當地基層就業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普遍認為，從這次用工荒的成因和最近赴內地招工情況看，由于此時出外打工意愿已經降到最低，明年春節前浙江制造企業用工緊張局面很難緩解。趙建德認為，通過此輪金融危機，中西部地區對勞動力的吸引力正在增強，已經回鄉的大量農民工已在當地找到工作，并將帶動更多農民工留下就業，對長三角城市來說，年前看不到大量農民工輸入、補充的可能性。
勞動收入過低是根源
那么，農民工如何看待“用工荒”？來自安徽省明光市農村的劉德貴告訴記者，目前在上海打工，每個月能賺1500多元，但扣掉交通、吃飯和租房，每個月只能剩下八九百元。這幾年老家企業多了，用工量多，純收入和上海差不多，所以決定回去。他反問，“老板一年能賺幾百萬，我們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卻只能賺幾萬塊，而且兩三年了也沒漲過工資。人和人之間的勞動差別怎么就這么大？”
溫州市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介紹，一些中小企業嚴重依賴外部市場和低廉的勞動力，例如溫州的服裝和制鞋企業訂單工期短、利潤薄，長期以來企業只有延長員工的勞動時間，增加員工的勞動強度，加上工資上漲有限，很多工人已經不愿到服裝和鞋廠工作。此次“用工荒”更是釋放了一個信號：部分地區對外來人員的就業吸引力正在減弱。
受訪專家認為，這種利潤侵蝕工資、機器排擠勞動的現象，不利于縮小收入差距，影響社會和諧穩定，更不利于擴大消費、拉動內需。較之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社會收入轉移支付等財富再分配，“初次分配”無疑是收入分配公平的關鍵。如果這一環節出了問題，即使有后續的再分配調節，也很難矯正到位。要解決部分地區的“用工荒”，關鍵還是要切實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所得，才能招得到人、留得住人。
產業升級與勞動力素質不適應
記者采訪中發現，“有效勞動力”的供給不足也是造成用工荒的直接原因。隨著長三角制造業的升級，原有的勞動力知識、技能水平已呈現出“短腿”。
上海瑞侃電纜附件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人士介紹，目前，公司產品近年來升級換代很快，近期業務也開始復蘇，各事業部開始計劃招募員工。不過，卻碰到了“招工難”，主要是一時招不到公司要求的合適人才，造成崗位一時空缺，“同樣的技術工人，放在前幾年還能要，但現在就不符合要求了。”
趙建德認為，部分企業的“用工荒”，是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問題，“不是企業招不到人，而是招不到有合適能力、水平的人”。據他觀察，這類結構性用工荒，在長三角產業升級顯著的區域特別顯著。
與此同時，企業短期“困境裁員”與勞動力“長期求穩”難以契合。在經濟外向型程度較高的上海閔行區，去年裁員較多的企業，目前甚至面臨著員工“長久流失”的危險。
閔行區外來人員管理所副所長蔣衛介紹，目前企業招聘企穩，但應聘人數卻持續下滑。今年1～6月，共有單位用工登記1161家次，發布崗位1722個，接待農民工求職登記2264人；但7～9月，單位用工登記696家次，發布崗位1051個，接待農民工求職登記只有599人。
同時，農民工輸入地對當地勞動力的“拉動力”也明顯增強。亢越說，金融危機后，各地政府把返鄉就業當成頭等大事來抓，出臺鼓勵創業和農民工培訓優惠政策，去年年底流失的許多人員已在當地就業，不愿再回到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