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紡織行業作為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及國企改革先行者之后，20多年來這個曾經被視為“夕陽”的產業再次獲得了政府的關注和肯定。毫無疑問，這對于整個產業而言是可喜的，因為這意味著紡織工業將得到眾多的政策扶持。但是，對于一個完全市場化的產業而言，過多的政府關注，同樣讓人有了一絲憂慮，而這絲憂慮就體現在紡織服裝這一輪大規模的產業轉移之中，這也是記者在近幾年對“產業大轉移”這個話題的關注中逐漸發現的一個問題：在產業轉移過程中如何讓市場和行政更好地結合?
重要因素
讓我們再次追尋中國紡織服裝產業大轉移的軌跡，2006~2007年最早的一批企業開始將廠房搬到中西部區域，而這也正是國務院“中部崛起戰略”出臺的時刻;2009~2010年，產業轉移進入以規模化、集群化為特征的新階段，這也是“中部崛起戰略”大規模實施的時候。
要崛起就需要發展經濟，就需要招商引進，作為實施“中部崛起戰略”的主體，地方政府毫無例外地選擇了“筑巢引鳳”的策略。如何“引鳳”，信息技術產業只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少數人才密集的城市，裝備制造業投入巨大、門檻較高，而且也被東部省份保護著，很難引進，無疑以勞動密集型為第一特征的紡織工業成為了這些中部省份最好的選擇之一。
在推動紡織服裝實現產業轉移的同時，也將更多的行政干預注入其中。無論是前期的招商、引進，還是后期的承接區域管理建設，主體依舊是政府。行政不由自主地成為了紡織服裝這個完全市場化產業中一個重要因素。實踐證明，這種宏觀調控在市場化進程中常常發揮其他力量無法替代的正確導向作用。
多重風險
無論是否愿意提起，我們在享受紡織業帶來的成就和恩惠的同時，也在承受紡織工業帶來的巨大污染，特別是產業上游的印染行業，在震驚全國的太湖污染事件中，一個重要污染源便是來自遍布太湖的近600家印染企業。不僅僅是江蘇，在浙江、福建、廣東這些省份，這樣的污染也廣為存在。
隨著這次產業轉移，毫無疑問這些污染企業也將陸續地來到中西部區域。從近兩年記者了解的眾多承接地招商政策上看，政府需要的是規模，往往忽視了環境。
可以想象，作為經濟發達地區，面對這些污染往往都束手無措，而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甚至都很難有治理環境的專項資金，更可怕的是，中西部區域都處在黃河、長江的上中游地區，一旦造成污染，后果不堪設想。
如今，產業轉移已經進入到一個相對規模化的新階段，而這個規模化的重要特征便是以政府為主導，大建各類紡織服裝產業園，政府通過政策、資金支持進行招商。一些地方的管理部門，調度一切資源，吸引東部企業入駐。當成百上千個紡織工業園，在中部地區拔地而起的時候，也就意味著重復建設的出現，那些地理位置相隔只有一兩百公里的工業園就是有力的證明。讓我們再回頭看看，如今四川及重慶一帶，那些2005年左右建成的工業園，不僅僅是閑置，更是土地資源的浪費。
除此之外，資源的浪費還體現在其他方面：記者曾經走訪了中部某省的一個小縣城，一個省級的紡織工業基地，據當地的官員向媒體介紹，該地的紡織工業只用了幾年時間便從無到有地建成了一個年產值十多億元的新紡織基地。其最初確立發展紡織業，不是因為產業基礎，也不是因為其他市場考慮，而是新來的書記要求發展經濟。
可以設想一下，那些入駐該產業園的企業，如果進入其他有產業基礎、有市場條件的城市，是不是其轉移成本會下降，而另一方面，該城市是不是也不用花掉幾十億元去建設一個完全沒有基礎、沒有經驗、沒有市場的產業園。很遺憾，記者在近幾年，對中部區域的調查和走訪當中發現這樣的工業園并不在少數。
同時，還可以從市場角度去分析，雖然進入2009年下半年，整個紡織產業有所恢復，但是棉花漲價、石油價格不穩定等等不利條件仍然存在，使得紡織產業高速發展的預期難以實現。即使產業轉移是大勢所趨，但不斷興起的工業園、開發區，在一定時段內明顯是供過于求，對此應該謹慎為之。
此外，政策風險也是一個需要關注的節點。
“我們曾經在西部的某個工業園建有分廠，但是入駐之后，很多最早招商時候的承諾，諸如公路建設、生活配套設施建設、物流中心等等都沒有完成，不光如此，開始我們和政府部門相安無事，但是過了2~3年，一會兒稅務、一會兒工商、一會兒環保，天天來轉悠，沒事也給我們轉出事來……”這是一位曾經在西部有過投資的服裝老板對記者說的一席話。
規避途徑
行政的影響力，因為其特殊性，使得它不斷地影響著市場。一方面，它在推動著中國紡織服裝產業轉移步伐的加快;另一方面，它也在阻礙著產業轉移更加集約化、規范化。
長遠來看，行政的影響最終還要靠市場的力量來解決，但是，就短期而言，用行政的手段來規避，將是最為有力的方式。
面對中央政府正在制訂的《支持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意見》，以及工業和信息化部即將出臺的《紡織產業轉移指導意見》，我們呼吁，在新的政策當中，應當加高產業轉移中企業的環保門檻和中部區域內的合理布局，避免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