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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金融危機在2008年9月雷曼破產事件之后突然爆發。開始的沖擊波中，不管是全球股票市場、全球貿易還是工業生產，下滑幅度比1929年美國股票市場出現“黑色星期五”崩潰后的幅度還要大。所以，在2008年9月、10月，大家憂心忡忡，認為很可能出現一場與上世紀30年代同樣程度的全球大蕭條。
　　
　　當然，人類的智慧是不斷增長的，我們可以從過去的危機中吸取經驗教訓。
　　
　　產能過剩影響經濟復蘇
　　
　　2008年12月，在華盛頓召開了20國集團峰會，在政策上形成了一些共識，并進行了協調。首先，發生金融危機的發達國家政府出手拯救金融機構，避免金融機構垮塌；其次是20國集團的首腦同意，無論是怎樣惡劣的環境，都要繼續堅持自由貿易主義。
　　
　　這兩點非常關鍵。可以說，就是因為這兩點，全球經濟避免了可能出現的最惡劣的狀況。同時，G20各國采取了適量寬松的貨幣政策——降低利息、增加可貸款的資金，并采取積極的財政刺激計劃。這兩個政策啟動了各國的國內需求。
　　
　　上述政策再加上存貨調整的自然周期，全球經濟在2009年就開始出現復蘇的跡象，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在2009年第二季度就開始出現復蘇了。高收入國家則是在2009年第三季度，最遲在第四季度，也出現了復蘇。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2009年全球經濟是萎縮的、下滑2.1個百分點，但在2010年，全球經濟將會有3.3個百分點的正增長。這比原來預期要好。
　　
　　盡管如此，全球經濟復蘇的根基還不牢靠。我在幾個場合曾談到，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危機的主要根源是金融領域，金融危機爆發后，問題主要根源是在實體經濟部門，實體經濟部門產能過剩還相當普遍和嚴重。對于發達國家，即使有這樣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刺激以及中國快速發展所創造的外部需求，但到2010年6月，發達國家產能使用、工業生產的情形比2008年還要低12個百分點。
　　
　　如果產能過剩比較嚴重，對國內需求就會有相當大的抑制作用。因為，產能過剩必然代表著失業率高企，發達國家失業率在10%左右是非常普遍的。在這種情況下，消費需求就不會旺盛。
　　
　　在產能過剩的同時，民間部門投資機會非常少。投資減少，消費又不旺盛，經濟增長下滑的壓力就非常大。當經濟增長下滑，金融機構的呆賬、壞賬就會不斷出現。2009年，以美國為例，有120家銀行倒閉。根據2010年初美國金融監管當局的報告，美國有702家金融機構處于危險的邊緣。
　　
　　只要產能過剩情況不消除，經濟危機禍根就還存在。當經濟增長放緩以后，一些國家的稅收就會減少，然后外匯收入減少，外債就還不清。所以，像迪拜、葡萄牙或意大利等外債比較多的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還可能會此起彼伏。
　　
　　積極財政政策的兩難
　　
　　目前這種狀況下，影響全球經濟復蘇的主要問題是產能過剩，怎么解決呢？從傳統經濟理論來講，必須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政府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啟動消費、啟動需求。
　　
　　但目前使用積極的財政政策面臨兩難選擇。
　　
　　如果繼續使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尤其是在發達國家，可能會出現經濟學上所討論的李嘉圖等價（Ricardian Equivalence）問題，即政府用積極財政政策啟動消費、啟動需求，將來，政府的花費總是要還的。政府必須要增加稅收或使用通貨膨脹稅。老百姓預期將來政府的稅收要增加，就會減少支出、增加儲蓄，政府的債務將會高筑。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就出現過這種情形。這種情形出現后，政府債臺高筑，人們就會擔心政府沒有支付能力。
　　
　　如果是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退出，問題就解決了嗎？解決不了。只要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一退出，需求就下降，失業率馬上增加。失業率增加以后，政府債臺高筑的情形還是不能解決。因為經濟增長率下滑，政府的稅收減少了。同時，當失業增加，發達國家社會保障比較完善，社會保障支出也要增加。一方面稅收減少，另一方面支出增加，政府的債務也會增加。
　　
　　這就是兩難選擇。到底出路何在？
　　
　　超越傳統凱恩斯主義
　　
　　對此，我提出一個觀點，必須超越傳統的凱恩斯主義。
　　
　　前面談到，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可能對需求刺激作用不大，導致的結果是債臺高筑。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其實就是挖一個洞補一個洞。在這個過程中，整個社會的生產能力并沒有提高，生產能力不提高，增長就不可持續。為了償還現在政府的支出，將來就要多扣稅。
　　
　　但是，如果積極的財政政策用來作為投資以提高生產力，投資到消除經濟增長瓶頸的領域，這種投資，短期是創造就業崗位、創造需求，從長期來講，也將提高生產力。經濟增長率提高，政府稅收會增加，即使稅率不增加，也可以用未來的增長補償現在政府公共赤字和債務的增加。
　　
　　實際上，1998年到2002年，當中國面對東南亞金融危機、國內出現通貨緊縮時，啟動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在使用這個政策時，政府的公共債務是增加的，從1998年以前近20%，最高增加到30%多。但那些錢是用來建造高速公路、港口、電網改造，短期增長需求，長期提高了中國的生產能力。從2003年以后，中國出現連續六年、平均每年經濟增長兩位數的情況，通貨膨脹率通常是5%左右或者以下。而在1998年以前，只要經濟增長是兩位數字，通貨膨脹必然也是兩位數字。
　　
　　利用經濟疲軟時期的積極財政政策，消除經濟發展時的瓶頸領域，中國的經驗給全球經濟可持續復蘇提供了借鑒。
　　
　　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瓶頸相對比較少，但是在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瓶頸到處可見。因此，幫助發展中國家消除發展瓶頸，給這次全球經濟危機后出現可持續增長提供了一個機遇。
　　
　　全球經濟復蘇最大的挑戰是發達國家的產能過剩。發達國家是資本充裕的經濟體，但發達國家目前使用積極財政政策可能受到“李嘉圖等價”的制約，所以效果不好，反而造成債務高筑。但發展中國家可投資的機會非常多，這些投資都會有非常高的回報率。
　　
　　這些投資機會，一是在產業升級方面，二是在消除經濟增長瓶頸制約方面。只要發展中國家能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對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是雙贏的局面。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快，就會給發達國家的出口創造需求。
　　
　　根據研究，發展中國家只要進行100元的投資，就會給發達國家創造35元的出口，這是相互聯系的。而發展中國家的快速發展，對于達成千年目標，消除南北差距也有很大的幫助。
　　
　　當然，要使發展中國家經濟能夠快速增長，要靠經濟體自有資金來投資，也有困難。像中國這樣的國家，財政狀況好一些，外匯儲備比較多，可以使用內源性資金進行投資。但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機會雖多，但投資條件不足，財政有負債，外援資金方面也面臨短缺。
　　
　　對發達國家來說，資金不是主要限制。發達國家資本充足，并且是硬通貨國家，可以靠印鈔票來買東西。在這種狀況下，就需要把發達國家比較充裕的資金，通過一個機制流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
　　
　　目前，一些主要的多邊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的增資，有這個作用，這些多邊機構能夠有更多的錢支持發展中國家發展。同時，也可以用一些創新型的方式，比如，過去主權基金主要投資美國股票市場，現在情形不好，可以投資到發展中國家實體經濟和產業升級領域，回報率很高；還可以創造一些新的基金，世行也在探索設立這樣的基金。
　　
　　發展中國家自身也須進行內部改革，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改善金融部門，動員更多的儲蓄，同時形成更好的環境，吸引外部投資。如果能這樣做，對發展中國家有利，對全球經濟復蘇有利。
　　
　　目前出現的全球多極增長格局，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給我們的機遇。如果能把握這種機遇，全球多極增長格局將更為深化，對全球經濟將來穩定快速的發展也有更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