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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年前，葛優一本正經地在《天下無賊》中說：“21世紀最貴的是什么？是人才！”這句戲謔之語由于包含了一定的哲理性，迅速在全國躥紅。幾年后的今天，此話早已被人們淡忘，而人才稀缺的問題卻愈發嚴重，尤其是在制造業，在紡織業。
　　
　　人才荒，從上而下
　　
　　今年4月，一位紗線企業老總接受完采訪后，閑聊中突然蹦出一句話：“你們記者接觸的人多，幫我物色一個CEO吧，哪怕分他兩三個億的資產也行。”他對意向中的合作者的描述是：“三四十歲，以前經營過紡織企業、現在不想一個人去打拼的，我們可以攜起手來。”與國內諸多紡織企業家一樣，他和自己的夫人苦心經營十幾載終于創下了這份產業，不過他比較幸運，做到了這個領域的NO.1。
　　
　　盡管仍年富力強，思維敏捷，記憶超群，但收購了一個又一個企業后，公司的規模迅速擴大，每月南奔北走，難免讓他有些疲憊。而孩子尚年幼，接班提不上議程。但是放眼國內，找到合適的人選又是何其不易。
　　
　　塔尖人才的稀缺，是各行各業的共性，作為第二產業，紡織又有自己的痛苦。今年年初，一個襪業會議的茶歇時間，浙江瑞安一個襪企的總工程師又向記者提出了這樣的倡議：“能否幫我們建一個人才庫，把你們認識的專業高技能人才或研發人員介紹給我們，到我們這兒工作或定期給我們一些指導。”
　　
　　人才的缺乏，令這位工程師頗為焦慮。作為溫州地區最大的襪業企業，其年出口額已達數億元，新建的工廠和項目即將投產運作，盡管硬件設施很先進，但人才缺乏的問題成為公司進一步擴展的掣肘。
　　
　　當然，這些仍屬于比較高端的人才問題，對于行業來說，最窘迫的是連一線工人的數量都難以保證。每年春節過后，工廠的企業家們親自去人才市場或勞動力資源豐富的省份招工，已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而企業想方設法挽留工人的方式也越來越多樣化，或以人性化的管理打動，或以優厚的待遇來吸引。像公務員、金融、房地產等行業，幾十個人爭一個職位的景象，只能讓紡織大佬們羨慕嫉妒恨了。
　　
　　幸福的，也是痛苦的
　　
　　一邊是賤賣都賣不出去，一邊工資不低卻招不到人，這是當今文科與工科畢業生的兩重生存狀況。
　　
　　現在又是高校畢業生奔赴工作崗位的時候了，今年各個紡織服裝類院校的學生就業形勢依然喜人，某些院校染整類專業的學生不但就業率100%，甚至還有200%的缺口。武漢紡織大學今年有5700名畢業生，而在去年舉辦的一次秋季校園招聘會上，230家單位提供了7500個崗位，部分紡織類專業供需比達1:7。
　　
　　從供需情況來看，紡織專業的學生無疑是最幸福的，然而他們并不因此而幸福著，甚至備感道路狹窄。“北京服裝學院有一種價值取向，女生畢業后寧可擺地攤也不愿去工廠。”一位北服校友如今的媒體同行告訴記者。該校2009屆成衣設計專業學生有32名，現如今在企業從事服裝設計工作的不足1/3，他們有出國深造的，有從事廣告媒體出版的，有進設計師工作室的，有宅在家的，只有幾個從外省份考來、以較優秀的美術功底錄取的學生去了服裝企業，而這種選擇也是無奈之舉。“去工廠，尤其是一些小民營企業，休息時間沒保證，有時周末也要上班，而且去了以后可能要從站門店開始。很多工廠都設在郊區，工作環境也不太理想。”北服一名成衣設計專業的學生說。他們在報這個專業之前，并不了解真實的就業狀況，大多是出于對服裝設計師這個頭銜浪漫的幻想。
　　
　　小寒是地道的學針織設備專業出身的，畢業于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趕上紡織行業壓錠、眾多紡織工人下崗的時期，于是她和一些同學通過考研改變了專業，目前還在紡織一線的同學已不多，即便在企業也不是從事技術工作，而是做銷售，或者有的通過自己的辛苦工作成為紡織廠的小老板。“上次聚會有些同學還說，如果一直堅持下來，現在也會成為企業的技術骨干了，年薪20萬元不成問題。”但小寒并不后悔自己的選擇，因為工人的社會地位不高，而且45周歲就要退休了。她的師弟師妹們雖然生活在紡織行業大發展的新時期，據她了解，愿意踏踏實實去紡織廠干的也寥寥無幾。
　　
　　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副會長許坤元對行業人才的流失甚是擔憂：“東華大學曾是紡織工程師的搖籃，現在百分之六七十的學生畢業后改行。”改行的結果，就是工廠大量缺技工、技師，這與我國紡織行業這些年來的蓬勃發展是不相稱的。如今我國正在建設紡織強國，而強國的核心競爭力就是人才。
　　
　　農民工，用技能改變命運
　　
　　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率先下海淘金的人正在老去，“富二代”走上歷史舞臺；而1990年前后出來打工的農民工也已回鄉度晚年，他們的后輩帶著不一樣的夢想重返城市。“富二代”們如何讓“農二代”的城市夢想與職業生涯得到融合，是如今很多人都在研究的命題，中國針織工業協會會長楊世濱就是其中的一個。
　　
　　今年中國針織工業協會發起2011全國紡織行業“佰源杯”緯編工職業技能競賽，其用意除了新聞發布會新聞通稿中指出的“提高緯編工的理論水平和操作技能，促進針織行業的產品質量不斷提高”之外，楊世濱更是將技能競賽視作“農民工轉化為技師”的催化劑和平臺。這于行業，于農民工自身的提升，都是雙贏的。
　　
　　許坤元對“現代產業工人”的概念有著自己的定義，他認為他們首先要有知識、有文化。就以針織行業中的重要機型大圓機為例，以前一個初來乍到的工人經過短暫的業務講解和示范后，就能操作那些傻瓜設備，就如同操作傻瓜相機一樣。現在電腦提花、電腦控制的大圓機逐漸走進工廠，很難想象一個沒有什么文化、對電腦一竅不通的新人如何上手。不幸的是，現在國內各種MBA、會計、英語等培訓滿天飛，紡織類人才的技能培訓沒有被充分重視，大學教育脫離實際，遠程教育又非常薄弱，那么一個剛剛走出農村邁進工廠的人如何獲得工作必備的技能進而成長為一個技能型人才？這個重擔就落到了行業組織及企業身上了。
　　
　　對于新一代農民工自身而言，除了提高工資待遇、改善工作環境外，或許改變他們的身份、讓他們在城市中扎下根，更具有吸引力。對于第一代農民工，雖然他們在城市中灑下了汗水、奉獻了青春，但他們不屬于城市，城市也沒準備接納他們。第二代農民工儼然不滿足于此，他們渴望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與其他人平起平坐。當一些學子寄望于“用知識改變命運”的時候，農民工或許也只能“用技能來改變命運了”。
　　
　　現在職業技能競賽并不少，如果這些競賽真的能像高考般改變很多人的命運，讓那些高技能的人在企業、在城市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紡織企業的吸引力無疑會大大提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