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大危機中，中國能不能成為“諾亞方舟”，是當下的一個焦點懸念。
　　悲觀者認為，中國不可能獨善其身，因為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太高，高達70%以上，而且主要的出口國是美國和西歐，隨著危機蔓延到實體經濟，西方消費銳減，中國出口將雪崩，在國內將表現為嚴重的“產能過剩”危機，而且很難找到解決的辦法。去年第四季度的出口增長下滑的數據，似乎驗證了這種觀點。
　　筆者卻沒有那么悲觀，確切地說應該是謹慎的樂觀――同意上述觀點的前半段的邏輯，但并不認同沒有出路的悲觀未來。
　　筆者并非天生的樂天派，在2006年初，筆者就悲觀地預計美國會遭遇金融危機。在2007年初，筆者曾警告，如果不制止人民幣大幅升值，中國后奧運經濟地震難以避免。
　　然而，今天，筆者反而認為中國的重大機遇期來了。因為一個過去并不公正的國際金融秩序的崩塌，是建立一個新的相對公正秩序的開始，正變得強大自信的中國必將是戰略上的受益者。
　　在這種大背景下，再看失去美國消費需求，何嘗不是一種解脫呢？以前，中國與美國經濟的典型循環是：美國公司投資中國賺錢――中國制造出口――美國支付中國美元――中國買美國國債――美資再到中國賺錢。
　　在這個循環中，美方得“實”，中方得“虛”，是一個不對稱的“偽循環”。美方所得非常實惠：政府獲得了中國的“國際收支失衡”和“匯率操縱”“原罪”口實；跨國公司贏得了中國的大筆利潤；公眾投資者獲得了中國紅利；消費者獲得了價廉物美的商品，這些價廉物美的商品背后是大量的石油、鐵礦石等中國非常稀缺的資源。
　　中國人獲得了什么呢？除了資源損耗、環境污染和勞工病累，常常被念“國際收支失衡”和“匯率操縱”的緊箍咒外，我們只有大量的美元紙幣和美國國債！
　　這些美元能從美國買什么呢？能買資源嗎？不能，美國否決了中國公司購買優尼科石油的議案；能買高科技嗎？不能，那是違法的；能買美國的金融公司嗎？法律限制不可以超過10%股權。
　　這些紙能保值嗎？很難，因為現在它已經是名義零利率實際負利率了，而且越來越多的人正擔心它變成津巴布韋式的鈔票――發生惡性通貨膨脹。
　　仍有很多學者在不厭其煩地強調，離開了美國的消費，中國經濟就完了。這話恰恰完全說反了，沒有了美國消費，中國經濟反而獲得獨立自主自強的難得機遇，不需要再為別人無休無止地服苦役換白條了，做一個與他人公平交往的國際自信公民有什么不好呢？
　　北方不亮南方亮。沒有了美國、西歐的消費，中國還有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消費者。這幾大洲的潛在消費者顯然比美國要多得多，其個人潛在空間也要大得多。中國完全可以與亞非拉建立一個新的公正的經濟循環。
　　中國用美元或人民幣購買對方的礦產、改善其基礎設施――對方以貨幣購買中國的消費品改善生活質量，或者購買中國過剩的產能轉移到當地，發展當地經濟――中國獲得資金再投資當地金融，與當地再分享發展成果。這個循環對雙方來說，都是實實在在、互惠互利的。
　　如果亞非拉各國擔心中國的人民幣未來會像美元那樣貶值，那么他們有權要求人民幣實行金本位或者次級金本位制，以黃金或者礦產資源進行抵押。這樣他們的礦產就部分擁有了人民幣定價的權力，非常公平。
　　當然，即使這個與亞非拉“公平循環”能夠建立，能為中國經濟帶來10年的外部消費增長，中國也要非常清楚，地球上的礦產是越來越少的，中國必須極大地提高礦產和資源的使用效率，否則，這種模式也會遲早走入困境。
　　至于中國能否再一次扮演像亞洲金融危機后的角色，在自保有余后能夠將全球經濟帶動起來，更重要的還是如何啟動內需。
　　啟動內需的本質是中國社會財富分配如何更加合理公正，這是一個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其中最要害的是如何讓政府行政成本大為降低，而其服務社會的效率大大提高，這里面有巨大的潛力，但也是最具挑戰的難關。
　　如果中國能內外并修、標本兼治，筆者還會把對中國未來的評估由謹慎樂觀調整為積極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