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1年郎咸平走入公眾視線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是一個話題人物，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一個或許永遠不能以主流或者非主流來界定的經濟學家。盡管他一度自嘲是一個非主流的經濟學家，但如今，他已經不在意加在頭銜之前的那些定語。

　　十幾年來，他仍然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教職，只不過除了每周一次回香港沙田的學校授課之外，他的工作和生活重心顯然已經轉移到內地。雖然在央視各頻道中，我們基本上聽不到郎咸平的聲音，但他的電視節目在地方電視臺播出的時候，經常能夠獲得不俗的收視率。他最新的閑談節目《財經郎眼》(原來打算用“郎來了”)，從今年3月開始，也將在廣東衛視播出。在這些節目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一個人坐在壁報板前講各種經濟建議。東方出版社推出他的書籍，包括《熱點背后》、《產業鏈陰謀》和剛剛上市的《誰也逃不掉的金融危機》，每一本銷售都超過了十萬冊。他熱衷于在全國各地進行商業演講，最瘋狂的時候，61天安排了62場演講，卻仍然精力充沛，樂此不疲。或許就像郭德綱喜歡在天橋說相聲一樣，天生具有非凡演講能力和現場表現力的郎咸平，也同樣極為享受這種在講臺上和他的聽眾直接交流的感覺。而坐在臺下的那些人，其中很多是中小企業主，甚至普通白領。他們自掏腰包來聽郎咸平的講座，是他最忠實的支持者。他們堅信郎咸平是經濟學界乃至學術界最大的良心。

　　郎咸平之走紅，始于他對幾家著名企業的“炮轟”，始于他和某些企業家以及學界人士的論戰，并因此獲得了一個著名的外號––“郎大炮”。不過，從2006年開始，郎咸平戰術大變，與人正面論戰交鋒明顯減少，而在接受媒體訪問或者公開演講的時候，將炮火直接對準某個企業的情況也已不多見。從2006年底，他開始對中國制造業憂心忡忡，他一直在說，中國的經濟搞不好要出大問題。2009年，當人們都在談論全球金融危機如何影響中國經濟的時候，他卻說，“就算沒有國際金融危機，中國國內的問題也足以讓我們的制造業陷入衰退。”

　　“要致富，先修路，這都是渾話”

　　“如果中國只是有金融危機，那就好辦了，如果真的跟國際聯動的話，美國和歐洲這樣處理問題，包括注入龐大資金、減息、利用國家信用來進行銀行國有化，這種方式對我們的金融危機已經有所緩解。可是，中國的問題，基本上都來自于國內。”郎咸平說。

　　他認為，2006年股價、樓價上漲，到2007年達到高峰，并非大家所認為的是由于國際熱錢炒作，更重要的原因是制造業衰退，使大量的資金流入股市、樓市。這不是簡單的經濟過熱現象，而是出現了二元經濟，熱的地方過熱，冷的地方過冷，資金過度集中到熱的地方去了。“而這個階段所推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提高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做法等等，進一步加劇了制造業的危機，再加上匯率的上升、成本的上升以及《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成為導致制造業衰退的四大因素。”

　　在他看來，中國制造業的危機來自于整個中國經濟體質的不斷弱化，也就是投資經商環境惡化，其根本原因，是整個經濟發展模式存在問題––支撐制造業發展的三個重要因素是消費、出口和投資，可是在中國的制造業發展模式上，三足鼎立變成了兩條腿走路，一個是出口，另外一個就是GDP工程。

　　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令中國制造業的問題提前引爆，而且弱勢盡現。出口銳減，中小制造業企業大批倒閉、停工，農民工就業成為一個巨大的社會難題。盡管政府很快調整了宏觀政策，也推出了大手筆的救市措施，不過郎咸平對未來的預測，卻是非常保守。

　　他打了一個比方說，金融危機就是美國的三聚氰胺事件，三聚氰胺使得中國人不敢喝牛奶了，而金融危機使得美國人不敢消費了。美國消費者信心下降，導致我們的出口行業訂單大幅減少，減幅非常驚人，高達30%。出口額占中國GDP的35%，僅僅依靠提高內需，根本無法消化掉這些過剩的產能。

　　至于GDP工程，郎咸平用一貫激烈的口吻說：“為了進入地方政府GDP工程，銀行信貸會從蕭條的民營企業大量抽出資金，到最后我們會變得更貧窮。要致富，先修路，這都是渾話，是胡說八道！這種對于基礎工程過于迷信的想法是非常可怕的。因為真正能夠創造財富的，不是馬路，是老百姓自己能夠賺更多的錢。”

　　“我們打不敗他們，不可能打敗他們”

　　郎咸平畢業于美國沃頓商學院財務學系，金融是他的老本行，在過去幾次著名的論戰中，郎咸平也是以財務分析功底著稱。不過，當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一些人摩拳擦掌說這是一個大國崛起的好機會的時候，郎咸平卻面帶恐懼地說，“國際金融炒家太聰明了，比我郎教授還要聰明十倍，我們打不敗他們，不可能打敗他們！”

　　“金融是一場戰爭”，這是郎咸平幾年前就經常說的一句話，有時候他還會加上“帝國主義船堅炮利”這樣的抒情語句來加以強調。而從2009年開始，他把這個詞升級成為 “金融超限戰”，他說這是一場由經濟所引發的超過傳統限度的戰爭。

　　國際通貨膨脹、米價暴漲、國際油價不正常的漲跌、金價和美元這兩年之間發生的一切，郎咸平認為都是國際金融炒家的陰謀。他說，“這是一群極度聰明的人，他們手里掌握的資金之雄厚是不可想象的，他們和各國政府關系之曖昧是不可想象的，而他們的貪婪也是不可想象的”。我們過去兩年在國際金融市場的作為，在郎咸平看來，“不過是金融炒家們嘴邊的一塊大肥肉而已”。

　　他認為，在油價上漲到147美元之前，中國的企業大量地“走出去”，從事各種各樣的收購，包括銀行收購、礦產資源收購，“這都是中套了”。他甚至說，“安排交易的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甚至還有已經倒掉的雷曼兄弟投資公司，就是國際金融資本炒家，或是它們的馬前卒。”

　　于是，有了中投公司投資黑石的60億美元虧損、平安保險投資富通銀行的228億人民幣虧損、中鋁收購力拓的110億美元虧損、中信泰富在收購西澳洲鐵礦因為澳幣大跌而產生的147億美元虧損––在郎咸平看來，國際金融炒家及其馬前卒不斷利誘沒有經驗的中國企業，最后把油價拉高到147美元的時候，與美國政府合演了一出“二人轉”聽證會，將油價一舉打壓回1980年的水平，也就是35美元一桶。“在這場超限戰中，中國的損失，達到幾千億美元！”

　　“我們不是制造業沒有人才，也不是商業沒有人才，我們最弱的一環是金融。”郎咸平所說的“金融人才”，是國際炒家手把手教出來的，中國沒有這樣的教師，當然也不會有這樣的徒弟。“我們沒有定價權，甚至要根據對方提供的研究報告來和對方簽訂圖利合同，現在走出去打金融戰，那會是一場不對等的、不公平的競爭。”他的建議是，在2009年，不論是個人還是企業機構，投資所應奉行的原則，只有兩個字，那就是“保守”。

　　“我們能做的事很有限”

　　有人說郎咸平的學術，從來都是只破不立，只講現狀而不提有效的解決辦法。也有人說，郎咸平的研究是“恐怖經濟學”，類似好萊塢大片，將七分的危機渲染到十分，以極有煽動力的語句來闡述自己的觀點，雖然有現場效果，但嚴謹和理性不足。他對2009年中國經濟大勢的預計之悲觀，在一些人看來也是這樣。

　　他甚至有些聳人聽聞地說：“2009年，什么都不要買，你買股票賠，買房地產也賠，你買任何貨幣都會賠。因為美國政府的舉措是你完全無法預測的。”他說唯一有可能不賠的投資，是買歐元，但是同時還要買等值的美元做對沖。這樣做雖然可能不賠，卻仍然無法對抗通貨膨脹。為了對沖通貨膨脹，就應該買地產。在日韓這些國家，在十年以上的長時期內對抗通貨膨脹，只有地產，可是中國的地產是否有這樣的特性，郎咸平表示懷疑。“這年頭，除了郎教授的講課費在漲，什么都在跌。”他說。

　　他說，在整個國際金融危機愈演愈烈的情況之下，“我們能做的事很有限”。這個“我們”，指的可能是被寄予重望應該在危機中承擔更多責任的中國政府，也可能指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經濟學家。

　　“美國政府聰明人很多，讓他們自救吧，中國的問題比美國要復雜得多。美國還只有一個金融危機，中國是金融危機加上制造業危機，而且中國的金融危機還沒有真正爆發。中國的金融危機要到樓市崩盤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會開始。美國的金融危機通過信心的喪失以及美國房地產的衰退而影響到中國，真正的沖擊，對中國35%的過剩產能的沖擊才剛開始。也就是說，在未來還有可能發生中國式的金融危機。現在的情況，真的不容樂觀。”郎咸平洋洋灑灑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