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巨挑戰擺在我們面前。全球正面臨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甚至可能演變成人道主義危機。在此，我的主要觀點有三。

　　第一，盡管危機源自金融部門，但當前的真正挑戰來自累積的過剩產能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不解決此問題，經濟就會有“螺旋式下降”的風險，危機也有可能拖得更長；

　　第二，盡管危機源自發達國家，但發展中國家面臨的考驗更為嚴峻。減少貧困及其他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實現，可能受到損害；

　　第三，為解決產能過剩問題，我們需要采取一些凱恩斯主義的干預政策。但是，我們也應當超越凱恩斯主義，超越國家界限，即幫助發展中國家，從而讓發達國家乃至全球經濟走出這場危機，并為未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建立一個更好的基礎。

　　此次危機前，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歷了持續六年的經濟繁榮。危機在互聯網泡沫破滅的2001年就已開始醞釀，之后，美聯儲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又導致流動性過剩，促成了美國房地產和股市投資大量增加。伴隨著金融業監管放松帶來的金融創新，房地產市場繁榮逐步演變成資產泡沫。在缺乏監管的條件下，大量復雜的金融衍生品不斷被創造出來，最后終于撐破泡沫，釀成金融危機，市場隨之崩塌。

　　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政府反應迅速，果斷地為金融部門提供援助。然而，危機已經蔓延到實體經濟。為什么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盡管各國政府采取了許多干預措施，情況仍然越來越糟？

　　在我看來，這是因為金融危機已經逐步演變為產能過剩引致的實體經濟危機。2002年到2007年間在房地產和制造業的投資，現在已經轉變為生產能力。而危機使家庭財富驟然縮水，家庭不得不減少消費，產能過剩問題于是浮出水面。

　　一旦產能過剩，經濟就處于惡性循環之中。危機使企業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投資需求下降，一些企業會破產或被迫裁員。這反過來又威脅到工人的收入和工作保障，因而他們設法減少開支。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同時減少，生產過剩問題將更加嚴重，于是，金融部門狀況也會因“有毒資產”和不良貸款的增加繼續惡化。經驗研究表明，這種產能過剩可能會對企業的利潤、投資，以及工人就業、工資水平和消費產生持久的負面影響。

　　過去，當類似情況發生時，某些國家還可以用本幣貶值、促進出口的方法，擺脫經濟衰退。但現在是一次全球性危機，本幣貶值不能帶來出口回暖。因此，除非我們能夠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否則，衰退的時間將很漫長，對所有國家都會造成嚴重傷害。

　　雖然發達國家正經歷急劇的經濟緊縮，但發展中國家更為脆弱。而且，不論從短期還是長期來看，它們都更可能遭受嚴重的負面影響。經濟增長率下降，再加上原本就很高的貧困率，將使發展中國家的許多家庭高度暴露在危機之中。同時，政府有限的制度回旋余地和財力，也使其緩沖措施捉襟見肘。

　　金融危機爆發時，有人認為發展中國家不會受到影響，因為其金融部門沒有完全融入全球金融體系。但現在，危機已進入第二階段，實體經濟問題已經顯現，發展中國家必將受到嚴重影響。

　　2008年，因飆升的食品和燃料價格被推入貧困的人口達1.30億－1.55億。在此基礎上，預計2009年經濟增長率的下降，還將導致日均收入1.5美元以下的貧困人口增加5300萬；而按日均收入2美元的貧困線計算，這一數字將達到6500萬。還有研究發現，經濟放慢會使得人們在降低嬰兒死亡率方面取得的進展，也進一步放緩。

　　這些都威脅到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實現。初步估計，2009年到2015年，經濟如果持續衰退，平均每年可能有20萬到40萬、共計140萬到280萬兒童死于貧困。正如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所說：“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危機有演變成人類危機（human crisis）的危險，除非它們能夠針對性地保護那些弱勢人群。”

　　對于這些暴露在危機之中的家庭來說，政府應對危機的能力––能否創造就業機會，能否提供關鍵的生活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能否建立社會安全網––至關緊要。然而，爆發危機的國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國家有財力（擴大財政赤字的能力）為實施反周期措施提供資金；三分之一國家的財力非常有限，當務之急是盡可能通過贈款或優惠貸款，予以援助；另有三分之一的國家具有一定財政實力，但隨其資金需求的增加，外部援助也是必要的。

　　從根本上說，這場危機是近80年來第一個全球“同步”的危機，任何國家都沒有獨立應對的能力。現在需要的，是各國果斷且協調一致的合作與努力。一般而言，處于產能過剩中的投資與消費很難被貨幣政策刺激起來，我們迫切需要一個全球性的、協調一致的財政刺激計劃。雖然許多國家也都實施了重大的財政刺激計劃，但外部需求的急劇下滑，使一些財政政策（如減稅和補貼）的效果并不顯著。

　　當前，財政刺激計劃有兩個重要限制。首先，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受制于自身的財力或（和）外匯儲備，無法采取適當的反周期政策。

　　其次，目前切實可行的財政刺激計劃，都集中在發達國家。但在經濟有較大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家庭傾向于增加預防性儲蓄。與凱恩斯主義的傳統智慧相反，家庭基于未來收入預期調整其消費與儲蓄模式的傾向，削弱了財政刺激政策的效果。

　　發展中國家相對不容易受此問題影響。因為在發展中國家，企業為了獲得產業升級所需的資金，有貸款的動機。如果生產率的進步足夠大，這些投資即可自償。這樣，家庭即使有預防性儲蓄的考慮，或者預料到將來稅收會增加，也不會對需求產生抑制作用。

　　因此，關鍵在于選擇高投資回報率的項目。這可以帶來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從而帶來足夠的收入，以支付財政刺激成本。在發達國家，由于投資和消費需求在市場體系下得到充分實現，高回報項目相當有限。相比之下，這些項目在發展中國家還大量存在。例如，基礎設施投資可以與許多行業發生強有力的聯系，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并帶來更多的對貧困地區的投資。

　　為幫助發展中國家走出危機，世界銀行正積極采取措施。我們已經迅速擴大了具有創新性的產品和服務的提供，包括許多相關技術援助。但是，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的強度之大，迫使我們要設定一個更大膽的目標，并鞏固國際金融框架。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最近呼吁建立一個“弱者救濟基金”（Vulnerability Fund），由發達國家各自貢獻其財政刺激計劃的0.7％構成；主權財富基金也可捐出其收益的1％，用于對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

　　我對發達國家有一個請求：請把你們的資源投資在發展中國家。這不僅助人，也可利己；不僅解決短期問題，也為未來可持續的、共享式的增長奠定基礎。我們不應錯過這個機會。